不论法国人多么慷慨激昂地指责拉斯托普钦的兽行,不管俄国人多么理直气壮地指责波拿巴的残忍,也不管后来人们又是多么得意地把这个英雄主义的火把塞进自己人民的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火灾是没有直接原因的,因为莫斯科本来就该被大火烧毁,正如每一个村庄、工厂、居民住宅就应该被大火烧毁一样,因为主人离去而放外人进来当家、煮粥。莫斯科是被居民烧毁的,这是事实,但不是被留下来的居民烧毁的,而是被那些离开的居民烧毁的。敌人占领的莫斯科没像柏林、维也那和其他城市那样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只是因为它的居民没给法国人端来面包和盐,没给法国人献上钥匙,而是弃城而去。
二十七
法国人像星光般的从莫斯科向四周扩散,到了九月二日这一天的傍晚,才到达了皮埃尔居住的市区。
经过两天不同寻常、离群索居的生活,皮埃尔处于一种近乎痴狂的状态。一个萦绕不去的想法时时折磨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如何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来的,然而现在这个想法让他对过去和现在的事一概记不得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一样。
皮埃尔离开家是想逃避那一团乱麻似的生活,按他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他到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是以整理死者的书籍和文件为借口,因为他想逃脱纷乱的生活来寻找宁静——在他的心目中,对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回忆是一种永恒、安逸、庄严的境界,是与他认为自己现在卷入的这一团乱麻似的生活完全相反的。他在寻找平静的避风港,最后终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找到了。当他在死一般寂静的书房坐下来,两只胳膊支在死者落满灰尘的写字台上时,他的脑海里平静地、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出最近几天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波罗金诺会战以及与在他心里打着他们的烙印的那类人,与他们的真实、普通和力量相比,他强烈地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和虚伪。格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叫醒时,皮埃尔才想到他要参加百姓保卫莫斯科的行动,(他知道计划了一个这样的行动)。为此,他马上请格拉西姆给他弄一件长衣和手枪,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打算,隐名埋姓地留在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后来,在他独自度过无所事事的第一天时(皮埃尔几次想去读共济会的这些手稿,但又做不到),他好几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以前就有的一个想法,即自己名字与波拿巴这个名字的神秘联系,但关于他这个I’Russe Besuhof[919]命中注定是结束野兽权力的人的想法,仅仅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他意识中的一个幻想。
买好长衣(目的只是参加百姓保卫莫斯科的行动)后,皮埃尔碰到了罗斯托夫一家,娜塔莎问他:“您要留下来吗?这多好啊!”时,他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假如莫斯科真的被敌人占领,而他留下来完成命中注定该他完成的事,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他怀着不惜牺牲自己,也不要比他们逊色的想法跟老百姓一起去了一趟三山城门。等他回到家,确信不要保卫莫斯科了,他突然感到以前觉得只是有可能的事,现在变成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应该隐名埋姓地留在莫斯科,去见拿破仑并杀死他,目的或者是自己死去,或者是结束整个欧洲的不幸,依皮埃尔看来,这个不幸是由拿破仑一手造成的。
皮埃尔对一八〇九年一名德国学生在维也那枪杀波拿巴未遂[920]的详细情节一清二楚,他也知道这个学生后来被枪毙了。实施这一计划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更激起了他的热忱。
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吸引皮埃尔去实施他的计划。第一种感情是当他意识到国难当头时需要做出牺牲,需要去受难,因此二十五号他去了莫扎伊斯克,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他又离开家,不去过已经习惯的奢侈安逸的生活,而是合衣睡在硬沙发上,跟格拉西姆一块整天吃粥。第二种感情是那种模糊的,绝对俄国式的感情,即鄙视一切虚伪的、做作的和人为的东西,鄙视多数人看作是世界上高等福利的一切。在斯洛博达宫,皮埃尔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异样的、吸引人的感情,当时他突然觉得,财富、权力、生命以及人如此努力地建造并保护的一切,如果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抛弃它们时可以带来的快乐。
有了这种感情,志愿兵会喝酒喝掉最后一分钱;有了这种感情,一个人喝起酒来会无缘无故地打碎玻璃和镜子,尽管他知道为此他要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赔上;有了这种感情,一个人在干傻事(在庸俗意义上)时,似乎是要试一试自己的个人权力和力量,声称他有不受人控制的、对生命更高的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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