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还好过一点。午饭一结束就来了一件细致困难的工作，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心无旁骛地完成。这项工作是篡改两年前的一系列产值报告，以使人们不再信任一位正在受怀疑的内党高级党员。温斯顿很善于做这种事，在两个多小时里，他成功地把那个女孩抛到了脑后。接着，她的脸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阵折磨人的难以忍受的独处的愿望。只有独处时，他才能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想清楚。今晚是他去社区中心活动的时候。他在餐厅里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又一顿味同嚼蜡的晚餐，赶到中心，参加了一个严肃愚蠢的“讨论小组”，打了两局乒乓球，灌了几杯杜松子酒，坐着听了半个小时讲座，讲座的题目是《英社与象棋》。他的心无聊得都扭曲了，可这一次，他没有逃避社区活动的冲动。一看见“我爱你”这句话，生的欲望又在他心里膨胀了起来，为小事冒险突然显得那么愚蠢。直到二十三点，他回到家里上了床才能够连续思考——在黑暗中，你可以不受电幕的监视，只要别出声。
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联系那个姑娘，并且安排与她见面。他不再考虑任何她设圈套害他的可能。他知道不是那样，因为当她把纸条交给他时，她确实非常紧张。她显然是吓傻了，这很有可能。他也从未想过拒绝她的主动表白。五天前，他还想用鹅卵石把她的脑袋砸碎，但那已经不重要了。他想起她赤裸的年轻的身体，就像他在梦中见到的一样。他把她想象成了和别人一样的傻瓜，满脑子谎言和仇恨，满腹冰霜。一想到他可能失去她，那雪白年轻的身体可能会离他而去，他的心里就发烧。他最怕的是，如果不尽快与她联系，她可能会改变主意。但是，他们见面的实际难度太大了。这就像已经被将军以后，还想走一步棋。不管你走到哪儿，电幕都盯着你。事实上，在读到那张纸条的五分钟内，他就想到了所有可能与她联系的方式。现在有时间了，他可以逐个思考，好像把一排工具一个一个摆在桌上一样。
今天早上的经历显然不能重复。如果她在记录处工作，那会相对容易一点，可他并不知道小说处在大楼的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借口去找她。如果知道她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下班，也许可以设法在她回家的路上和她见面。可是跟踪她回家不太安全，因为那意味着在真理部外面游荡，肯定会被人注意的。给她写信就更不可能了。所有的信都会在运输过程中被拆阅，这个惯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很少有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消息的时候有明信片，上面印好了一串词语，你只要删掉用不着的那些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姑娘的名字，更别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餐厅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他见到她刚好一个人坐一张桌子，在餐厅中间，离电幕不是太近，周围的人声又足够嘈杂——如果这些条件能维持，比如，三十秒，他们也许就能说上几句话。
此后的一个星期，生活就像一个不安的梦。第二天，直到哨音催着他离开餐厅时，她才来。也许她被换到较晚的班次去了。他们没有对视一眼就擦肩而过。第三天，她按平常的时间来到餐厅，却和其他三个女孩坐在电幕的正下方。接下来难熬的三天她都没有出现。他的整个身心都被一种难以忍受的敏感折磨着，那是一种透明状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每一次接触、每一句他不得不说或者听的话，都是一种痛苦。即使睡着了也躲不开她的影子。这几天他没有碰日记。如果有任何调剂，那就是工作，在工作中他有时可以连续十分钟忘记自我。他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了。他没法打听。她可能蒸发了，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被远远地调到大洋国的另一个地方去了。最糟糕也最可能的是，她可能只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躲开他。
次日，她出现了。她已经摘下了吊带，只在手腕上绑着一圈石膏。看见她，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忍不住直勾勾地盯着她看了好几秒。接下来的一天，他差点跟她搭上话。他走进餐厅时，她正独自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旁。时间还早，餐厅里没有坐满。队伍徐徐移动，温斯顿快到柜台时队伍突然停了两分钟，前面有个人在抱怨没有拿到糖精片。可是，当温斯顿拿到餐盘开始向桌子走去时，那姑娘还是一个人。他若无其事地向她走去，目光寻找着她后面的桌子。她离他只有大约三米远了。还有两秒钟就到了。这时，身后有一个声音在叫：“史密斯！”他装作没听见。“史密斯！”那个声音又叫了一声，这次更响了一点。躲是躲不掉了。他转过身。一个名叫威尔沙的金发小伙子正在微笑着招呼他坐自己那桌的空位子。他长得傻乎乎的，温斯顿并不怎么认识他。拒绝他太危险了。既然被认出来了，他就不能再走过去和一个单身姑娘坐在一起。那样太引人注目了。他友好地笑了笑坐了下来。那个傻乎乎的金发的脑袋冲着他笑。温斯顿幻想着拿起一把鹤嘴锄一下敲开那个脑袋。几分钟后，那姑娘的桌上也坐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