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另外，他们比我的年纪大多了。他们属于过去，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我只是见过他们而已。”
“那你担心什么？任何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试着向他解释。“这件事很特别。这不仅是某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过去实际上被抹掉了，昨天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即使存在，也只存在于几件没有文字的物品上，就像那块玻璃。我们已经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时代一无所知。所有的记载都被销毁或者篡改了，所有的书都被重写了，所有的画都被重画了，所有的塑像、街道和建筑物都被重新命名了，所有的日期都被更改了。这个过程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发生。历史停滞了。除了无穷无尽的现在——这个党永远正确的时代，什么也不存在。当然，我知道过去被篡改了，但我永远无法证明，虽然我自己就是篡改人。这件事一旦做完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在我的脑子里，我丝毫也不确定别人是否也有与我一样的记忆。在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在那件事发生多年之后，我终于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扔了。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会把它留下来。”
“我可不会！”朱丽亚说，“我愿意冒险，但我只为值得的事冒险，不会为了一张旧报纸。如果你留着它，你会怎么样？”
“也许，不怎么样。但那是个证据。如果我敢拿给别人看，也许能在各地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不认为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改变什么。但可以想象，各地会发生小规模的反抗——一小群人团结在一起，逐渐壮大，甚至留下一些文字，让下一代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关心我们。”
“你只有下半身是个叛逆。”他对她说。
她认为这句话非常精辟，高兴得抱住了他。
她对党的教条的影响一点也不感兴趣。每当他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可变性和对客观现实的否认，而且开始用新话的词，她就感到一头雾水、无聊透顶，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东西。既然知道是废话，干吗还要为它烦恼？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什么时候该喝倒彩，这就够了。如果他说个没完，她有一个习惯让他无计可施，那就是睡着。她是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睡着的人。和她交谈，他才认识到人是那么容易假装正统，其实根本不知道正统是怎么回事。在某种程度上，党的世界观对那些没有能力理解它的人影响最大。他们能接受最明目张胆的违背现实的行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党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罪孽，对公共事务也没有充分的兴趣，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缺乏理解能力，他们保持了理智。他们简单地接受一切，所接受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害处，因为那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一粒没有消化的谷子通过一只鸟的身体一样。
6
终于发生了。期待已久的消息终于来了。他似乎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
他走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快到朱丽亚塞给他纸条的地方了，这时他意识到身后有一个比他高大的人。不管是谁，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显然准备说话。温斯顿猛地停下来转过身。是奥伯良。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他唯一的冲动就是逃走。他的心跳得很猛，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奥伯良却一直往前走着，他把一只手友好地搭在温斯顿的手臂上，两人并肩走着。他开始用那种特有的严肃而又礼貌的口吻说了起来，这种口吻使他与大多数内党党员都不一样。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聊聊，”他说，“我看到了你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那篇用新话写的文章。看来你对新话很有研究的兴趣？”
温斯顿稍稍镇静了一点。“算不上什么研究，”他说，“我是业余的。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创建语言的过程。”
“但你写得很好，”奥伯良说，“这不仅是我的观点。最近我刚和你的一个朋友谈起这件事，他倒是个专家。他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温斯顿的心又痛苦地颤抖了一下。毫无疑问，他指的是塞姆。可是塞姆不仅死了，而且被抹掉了，成了非人。任何人提到他，如果听得出来的话，都会招致生命危险。奥伯良的话显然是一个信号，一句暗语。由于犯下了同一种小小的思想犯罪，他们俩成了同谋。他们继续沿着走廊慢慢往前走，可是这次奥伯良停住了。带着他举手投足中常有的那种奇怪的令人消除戒心的友好态度，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