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忘记过——眼前发生的一切不会长久。有时，死亡的临近就像他们身子下面的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绝望地紧紧拥抱着，就像受到诅咒的灵魂在丧钟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抓紧最后一丝幸福。但是有时，他们不仅有一种安全的幻觉，而且感到了永恒。只要他们真的在这间屋子里，他们就感到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来这儿的路上充满困难和危险，但这里是一个避难所。就像温斯顿端详那个镇纸时想到的一样，他感到可以进到那个玻璃世界里去，一旦进去了，时间就会停止。他们经常尽情地做着逃脱的美梦。也许他们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好，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直到生命自然终结。或许凯瑟琳会死去，通过某种精巧的计谋，温斯顿和朱丽亚可以结婚。或许他们可以一起自杀。又或许他们可以乔装打扮以后消失，学会无产者的口音，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在僻静的街道里不为人知地度完余生。他们知道，这全是痴人说梦。实际上根本无路可逃。连唯一可行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打算做。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去，消磨掉没有未来的现在，这似乎是无法克服的本能，就像只要还有空气，肺就会不停呼吸一样。
有时，他们也谈起主动反抗党的统治，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想要加入也并不容易。他对她说起了他和奥伯良之间存在的——或者似乎存在的——奇怪的亲近感，有时，他甚至一时冲动想走到奥伯良的面前，宣布自己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这么做有多么荒唐鲁莽。她习惯了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温斯顿只凭一个眼神就认定奥伯良值得信任，这在她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另外，她想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或者几乎每一个人——都偷偷地仇恨党，只要没有危险，都会违反党的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存在——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她说，哥德斯坦和他的地下军队之说纯粹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垃圾，你必须假装相信。她无数次在党员大会和自发游行中扯着嗓子高喊处决那些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人，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她也丝毫不相信。举行公审的时候，她会参加青年团的小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庭，隔一会儿就喊“处死叛徒！”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对哥德斯坦的谩骂比任何人都激烈。而她对哥德斯坦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论的了解少之又少。她是在革命之后长大的，对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没有任何记忆。独立的政治斗争这种事她完全想象不到：无论怎样，党是战无不胜的。它会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改变。你可以通过悄悄地不服从来反抗，最多只能采取一些单独的暴力行为，比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毁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敏锐得多，也不太容易被党的宣传左右。有一次，他刚好提到与欧亚国之间的战争，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使他大吃一惊。每天轰炸伦敦的火箭弹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只是为了让人们害怕”。这个想法他确实从未想到过。她告诉他，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是忍住了别笑出来，这让温斯顿羡慕不已。但是，只有当党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她的生活时，她才提出质疑。她经常很乐意接受官方制造的神话，只是因为对她来说真相和假相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是党发明了飞机，学校里就是这么教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末，在他上学的时候，党只是声称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几年后，当朱丽亚上学的时候，党已经自称发明了飞机；到了下一代人，党就该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并且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有飞机了，可她对这个事实完全不感兴趣。说到底，飞机是谁发明的有什么要紧？更令他震惊的是，他偶然发现，她竟然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在和东亚国交战，和欧亚国和睦相处。没错，她认为战争完全是假相，但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敌人名字的变化。“我还以为我们一直在与欧亚国交战呢。”她含糊地说。这使他有点惊骇。飞机早在她出生以前就发明了，但战争对手的改变仅仅是四年前的事，那时她早已长大了。他和她争论了大约一刻钟，终于成功地拉回了她的记忆，她隐约想起来他们的敌人曾经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她还是觉得这件事无关紧要。“管它呢！”她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连着一个，反正谁都知道那些消息是假的。”
有时，他对她说起他在记录处所做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伪造工作。这种事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震惊。想到谎言变成了真理，她并没有感到脚下裂开了一个万丈深渊。他告诉她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的事，还有他曾经捏在指间的那张意义重大的纸片。她无动于衷。事实上，一开始她没有领会这件事情的意义。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