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她的肩膀不服气地扭了一扭。每次他说这种话她都反对。她不能接受这个永远赢不了的自然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注定要失败，思想警察总有一天会抓住她并且干掉她，可是，她又相信人们能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隐秘的世界，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世上根本没有快乐，唯一的胜利存在于你死后的遥远的未来，从对党宣战的那一刻起，最好把自己当成一具尸体。
“我们都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朱丽亚实在地说。
“肉体还没死。六个月、一年——五年，死亡是想象得到的。我害怕死亡。你还年轻，应该比我更怕。显然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迟死亡的到来。可这没什么分别。只要人还是人，生和死都是一回事。”
“哦，胡说！你愿意跟谁睡觉，是我还是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感觉到？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我还活着！你不喜欢这样吗？”
她转过身，紧紧靠在他的胸前。他能隔着工装裤感觉到她的乳房，成熟而又结实。她好像在用身体把她的青春与活力注入到他的体内。
“是的，我喜欢这样。”他说。
“那就别再说死不死的。现在听好了，亲爱的，我们要订好下一次的约会。我们可以回到树林里去。相隔的时间够长了。但是这次你得换一条路。我都计划好了。你先坐火车——等等，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她以实干的作风拢过来一堆尘土，又从鸽巢里拿来一根树枝，在地上画起地图来。
4
温斯顿环顾了一下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那个破旧的小房间。窗边的那张床已经铺好了，上面盖着破毯子和没有枕套的靠枕。壁炉台上那个老式的钟面是十二小时的钟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角落里那个有活动桌腿的桌子上，他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发着柔和的光。
在壁炉的围栏里，有一个查林顿先生给的破铁皮煤油炉，一个炖锅和两个杯子。温斯顿点燃炉子，烧了一锅水。他带来了一个盛满胜利牌咖啡的信封和几片糖精片。钟的指针指着七点二十分，其实是十九点二十分。她十九点三十分到。
愚蠢，愚蠢，他的心不停地说：真是明知故犯，多此一举，自寻死路。在党员能够犯下的所有罪行中，这是最不容易遮掩的。事实上，这个想法刚刚浮现在他脑海里时，他只是想到了那个玻璃镇纸映在有活动桌腿的桌面上的效果。正如他所料，查林顿先生二话没说就把房间租给了他。他显然很高兴多赚几块钱。当温斯顿说明他想用这间房间幽会时，他也没有表现出非常震惊或者令人反感的心照不宣的神情。相反，他目光迷离地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态度如此轻柔，让人感觉他好像已经部分隐形了似的。他说，隐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能偶尔独处的地方。当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其他知情的人应该保守秘密，这是一般的礼貌。他甚至补充道，这座房子有两个门，其中一个穿过后院开在一条小巷里，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向外张望。六月的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阳光下的小院里，一个像诺曼柱一样结实的大块头女人，长着强壮的红色双臂，腰上扎着粗麻布围裙，迈着笨重的步子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走来走去，把一块块方方的白色东西夹在绳子上，温斯顿认出那是婴儿尿布。只要嘴里没有含着衣服夹子，她就用浑厚的女低音唱着：
只是一个无望的幻想，
像一个转瞬即逝的四月天，
可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却唤起了我的梦想，
我的心便从此不见！
这首歌已经在伦敦传唱了好几个星期。类似的歌曲不计其数，都是音乐处的一个分支部门专为无产者创作的。这些歌的歌词是由一个叫做诗机的东西写出来的，没有任何人为参与。可是这个女人唱得这么优美，连这样蹩脚的歌听起来都那么悦耳。他听见那个女人的歌声和她的鞋子摩擦石板的声音，街道上传来孩子的哭声，很远的地方隐隐传来车辆的轰鸣，但房间里出奇的安静，多亏没有电幕。
愚蠢，愚蠢，愚蠢！他又想。如果经常来这个地方，不出几个星期一定会被人发现。可是，拥有一个自己的藏身地，不仅在室内而且那么近便，对他们俩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自从去过教堂钟楼以后，他们有好一阵子无法安排约会。为了准备仇恨周，工作时间被大大延长。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始，但所需的庞杂的准备工作使每个人都加班加点。最后，他们俩总算在同一天挤出了一个空闲的下午，说好了回树林里的那片空地去。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街上匆匆碰面。温斯顿像往常一样几乎不看朱丽亚，他们在人群里慢慢向对方走去，可是当他瞥见她的时候，却发现她比平时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