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战国时思想家。名不详，一说名不害。曾受教墨子之门，善口辩，讲仁义，后与孟柯论人性问题，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以人性为仁义”，犹如“以杞柳为桮桊”。其言论见《孟子·告子》篇。
由于孟子的思想与告子根本对立，故《孟子》中的记载不尽可信，而告子无著作，因此其真实思想已然无从考证。也有其人纯属杜撰一说。
诸子之言：
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与上一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的句式相同，并且在此基础上将意义进一步引申。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申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
孟子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舍生取义”精神的表现。
延伸思辨：永葆浩然之气
读到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历史上具有浩然之气的仁人志士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苏轼及其作品便是很好的例子。尽管他所处的宋代词坛以莺娇燕姹的香艳词曲居多，大都离不开男女相思之情、离别之苦、风花雪月之愁之类。然而苏轼的词却是当时词坛的一次重大革新。他的词处处体现了一股浩然之气。“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谓把豪放词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乱石穿空，惊涛拍案，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旷古的历史感和升华出的人生如梦的变迁感，体现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再者，他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描绘了一位奋力搏击风浪的白发老翁的形象。他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搏击，事实上是苏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象征，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不论身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处之泰然，于逆境中仍尽显浩然之气。
苏东坡何等洒脱！何等大气！尽管他的人生路几经坎坷，三番五次被贬谪，生活颠沛流离，可他一路走来，从未怨天尤人，也不因此自暴自弃。他的灵魂清纯空灵；他的才情俊逸洒脱；不管怎样他都能做到宠辱不惊。
现代人也应有所醒悟，时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因为只有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超凡脱俗，怡然自得，于任何境遇中都能泰然处之，享受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
精彩典故：
史可法壮烈就义
史可法，崇祯元年（1628）进士。当明朝处于满洲建虏、大顺两方面压力之下时，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重满洲建虏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势力，然后再另做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深化，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纷纷辞官。
此时，史可法遭到马士英等人的排挤，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然而，四镇因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各自割据，史可法与朝廷皆无力管束。而且马士英还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后来，他又到达扬州，继续抵抗满洲建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