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

他看见头颅的跳舞。从每个头颅的颈际流下红血，成为通红的舞衣。还有饰物呢，环绕着颈际的，纠缠在眉间耳边的，是肚肠。跳舞的似乎越聚越多了，再没有回旋进退的余地；舞衣联成汹涌的红海，无数头颅就在红波上面浮动。不知道怎么一来，红海没有了，头颅没有了，眼前一片黑。

他看见母亲，佩璋，蒋冰如，王乐山，徐佑甫，陆三复，金树伯，刘慰亭，他们在开个庆祝宴，王乐山是其中被庆祝者。好像是宴罢余兴的样子，乐山起来表演一套小玩意儿。他解开衣服似地拉开自己的胸膛，取出一颗心来，让大家传观。大家看时，是鲜红的活跃的一颗心；试把它敲一敲，却比钢铁还要刚强。他又摘下自己的头颅，满不在乎地抛出去。接着他的动作更离奇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撕碎，分给每人一份，分下来刚好，不多也不少。受领他的赠品的都感服赞叹，像面对着圣灵。

他看见个女子，全身赤裸，手足都被捆住。旁边一个青年正在解他的漂亮西装。他的脸抬起来时，比最丑恶的春画里的男子还要丑恶。

他看见一盏走马灯，比平常的大得多，剪纸的各色人物有真人一般大，灯额上题着两个大字，“循环”，转动的风轮上也有两个大字，“命运”。

他看见佩璋站在洒着急雨的马路中间。群众围绕着她，静候她的号令。她的截短的头发湿透了，尽滴水，青衫黑裙亮亮地反射着水光。她喊出她的号令，同时高举两臂，仰首向天，像个勇武的女神。

他看见无尽的长路上站着个孩子，是盘儿。那边一个人手执着旗子跑来，神色非常困疲，细看是自己。盘儿已作预备出发的姿势，蹲着身，左手点地，右手反伸在后面，等接旗子。待旗子一到手，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发脚，绝不回顾因困疲而倒下来的父亲。不多一会儿，他的小身躯只像一点黑点儿了。在无尽的长路上，他前进，他飞跑……

佩璋独自赶到上海，没有送着焕之的死，焕之在这天上午就绝了气。她的悲痛自不待说。由树伯主持，又有那个同事帮助料理，成了个简单凄凉的殡殓。树伯看伤心的妹妹决不宜独自携柩回去，便决定带了夫人伴行，好在时势的激浪已经过去，就此回到家乡去住，也不见得会遇到什么可怕事情了。

设奠的一天，蒋冰如来吊，对于泪痕狼藉的佩璋和骤然像加了十年年纪的老太太，说了从衷心里发出的劝慰话。佩璋虽然哀哭，但并不昏沉，她的心头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她对冰如说：“盘儿快十岁了，无妨离开我。我要出去做点儿事；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我都应该做点儿事。我觉悟以前的不对，一生下孩子就躲在家里。但是追悔也无益。好在我的生命还在，就此开头还不迟。前年焕之说要往外面飞翔，我此刻就燃烧着与他同样的心情！”

老太太的泪泉差不多枯竭了，凄然的老眼疑惑地望着媳妇。盘儿也想着父亲流泪，又想象不出母亲要到哪里去，他的身体软软地贴在母亲膝上。

在旁的树伯当然不相信她的话，他始终以为女子只配看家；但从另外一方面着想，觉得也不必特别提出反对的意见。

冰如叹了口气，意思是她到底是躲在家里的少奶奶，不知道世路艰难，丈夫死了，便想独力承当丈夫的负担。但是在原则上，他是赞成她的。他对她点头说：“好的呀！如有机会，当然不妨出去做点儿事。”

“一个人总得有点儿事做才过得去，”这时候他说到他自己了。那一班同他为难的青年，现在固然不知奔窜到哪里去了，但与青年们同伙的蒋士镳独能站定脚跟，而且居然成为全镇的中心；在蒋士镳，似乎不再有同他为难的意思，然而他总觉得这个世居的乡镇于他不合适。什么校长呀，乡董呀，会长呀，从前想起来都是津津有味的，现在却连想都不愿意想起。可是，悠长的岁月，未尽的生命，就在家里袖着双手消磨过去么？向来不曾闲过的他，无论如何忍不住那可怕的寂寞。于是在茫茫的未来生涯中，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他看看佩璋又看看树伯说：“没有事做，那死样的寂寞真受不住。我决定在南村起房子。那地方风景好，又是空地，一切规划可以称心。房子要朴而不陋，风雅宜人。自己住家以外，还可以分给投契的亲友。这就约略成个‘新村’。中间要有一个会场，只要一个大茅亭就行。每隔几天我在里边开一回讲，招集四近的人来听。别的都不讲，单讲卫生的道理，治家的道理。世界无论变到怎么样，身体总得保卫，家事总得治理。人家听了我的，多少有点儿好处。而且，大概不会有人来禁止我的。”

他望着焕之的灵座，又说：“焕之若在，他一定不赞同我的计划，他要说这是退缩的思想。但在我，眼前惟有这一条新的道路了！”

1928年11月15日写毕

原载《教育杂志》第二十卷一号至十二号，署名叶绍钧，1929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