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

“再说他当乡董，”蒋华暴躁地接着说，“人家女人要求离婚，他却判断说能不离最好，这明明是受了那男人的好处，故而靠着乡董的威势，来压迫可怜的女人！”

“他的儿子自华宜华眼里看不起人，遇见了我们同学，似理不理的，仿佛说‘我们是上海的大学生，你们是什么！’也是一对要不得的宝贝！”这语音来从陆三复的右边。主席斜过眼光去，看见一双燃烧着妒恨之火的眼睛。

蒋老虎宽容地笑着说：“儿子是另外的问题。学校里用人不当，劝女人家最好不要离婚，也还是小节，都可以原谅。我们应该从大体上着想，他到底是不是腐败势力的中心；如果是，就不客气地打倒他！”

他这是欲擒故纵的章法。那高个儿不耐再听下去，抬起右臂嚷道：“这是不待讨论的问题！几年以来，镇上一切事情都归他，什么狗头绅士狗头财主都推尊他作挡箭牌，他又有许多田，开着几家铺子，是个该死的资本家。他要不是腐败势力的中心，那就可以说我们镇上是进步到不需要革命了！”

“那末，毫不客气，打倒他！”蒋老虎的笔法至此归到本旨；他微微一笑，然后同一班青年商量打倒的步骤。

听到了远远的潮声而心头不平静的，镇上还有许多，那大概是有点儿资产的人。几回的内战使他们有了丰富的经验，一听见军队快到，就理箱子，卷铺盖，往上海跑；到得上海，不管一百块一间楼面，十块二十块宿一宵旅馆，总之是得庆更生；待传说打仗结束了，重又扶老携幼，拖箱带笼回转来。他们想，现在又得温一下旧课了。他们又从报纸上知道一些远地的情形，疑信参半，要在想象中构成一种实况又不可能；这就比以前几回更多恐怖的成分，因而觉得上海之行更不可免。几天里头，为了送上海去的人到火车站，所有船只被雇一空，谁要雇乘须得在几天以前预定。

金树伯是决定夫妇两个跑上海了；依据情理，当然要去问一声他妹妹，要不要带着孩子和老太太一齐走。佩璋回答说，焕之来信没有谈到这一点；老太太不用问，可以断定她不肯走的，单是自己和孩子走又决没有这个道理；还是不要多事吧，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引人家馋涎的东西。树伯总算尽了心，也不再劝驾，说声“回来时再见”便分别了。

树伯又跑到冰如那里，却真有结伴的意思。不料冰如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冰如说：“以前几回你们避到上海去，我还相当赞同。惟有这一回，我绝对反对你们走；简直是自扰，没有一点儿意义！”

“为什么呢？这一回比前几回又不同啊！”

“正因为不同，所以没有逃避的必要。是革命军，不比军阀的队伍，哪里会扰民？至于党人，现在虽还不知道在本镇的是谁，然而你只要看焕之，像焕之那样的人，难道是肯扰民的？不要劳神白花钱吧，坐在家里等着看新局面就是了。”

“但是报上明明记载着，他们所到的地方，拥护什么呀，打倒什么呀，骚扰得厉害。”

“他们拥护的是农工。农工一向被人家无理地踩在脚底下，既然是革命，拥护他们的利益是应该的。他们打倒的是土豪劣绅，为害地方的蟊贼。我们自问既非土豪，又非劣绅，拳头总打不到我们身上。譬如蒋士镳，平时欺侮良善，横行乡里，那倒要当心点儿，他就有戴起纸帽子游街的资格。”

“你得想想你自己的地位，”树伯这样说时，心头浮起一句记不清出处的成语，“彼可取而代也”。

冰如无所容心地笑问：“你说我的乡董的地位么？这又不是什么有权有利的职务，无非为地方上尽点儿义务罢了。况且，我也不一定要把持这个地位；革命家跑在我前头，我很愿意让他们干。”

他又说：“可是现在职务还在肩上，我总不肯随便。我以为在这个时期里，一班盗匪流氓乘机闹乱子，倒是要防备的；所以我召集今天的防务会议。不料他们都跑走了，只到了四个人；像你，要走还没走，也没有到。我们四个只好去同警察所长商量，请他吩咐弟兄们，要加紧防卫，尤其是夜间。”

树伯似乎只听到冰如的一句话，因而跑上海的意念更为坚决。“不是他们都跑走了么？难道他们全是庸人自扰，没有一点儿意义？我决定明天一早走，再见吧！”

二十七

高个儿到上海接洽的结果，并没有邀到一连或一排的革命军一同回来。刚才赶到的军事长官说，那个乡镇偏僻，军事上不见重要，这里上海又这样乱糟糟，没有派部队到那里去的道理。火车是不通了，高个儿搭了邮局特雇的“脚划船”回镇；搭这种船是要躺着不动的，他就把当天的一捆新闻纸权作枕头，那上面刊载着火光呀，枪声呀，青天白日呀，工人奋斗呀，等等特刻大号字的惊人消息。一百多里的水程，射箭一般的“脚划船”行来，晚上九点左右也就到了。蒋老虎陆三复以及一班青年见回来的光是个高个儿，不免失望。然而不要紧，还可以“收之桑榆”，警察方面早已接洽停当，每一个人的胳臂上将缠起“青白”的符记，表示他们是能动的而非被动的力量。高个儿描摹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给大家听，说民众那样壮烈伟大，恐怕是历史上的破天荒。这引得大家跃跃欲试，恨不得自己手里立刻来一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