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

这个方法向来就不大见效，这一天尤其无用。学生们依然嚷嚷，讨论革命党该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炸弹该投在谁身上等等问题。有几个学生看教师演独角戏似的那种傻样子，觉得可厌又可笑，甚而至于像嘲讽又像自语地说：“讲给谁听呢？大家要看革命军去了！只好讲给墙头听！”

这一天，焕之放学回家，觉得与往日不同，仿佛有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遍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要做一点事。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支枪也好，不论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但是，在眼前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父亲正为时局影响到金融发愁，母亲恐怕兵乱闭市，在那里打算买些腌鱼咸肉，他们两个什么也不吩咐他，什么也不给他。他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坐下来，翻开课本来看，一行行的字似乎都逃开了。忽然想作一首七律，便支着头凝思。直到上了床，时辰钟打过一点，五十六个字的腹稿才算完成，中间嵌着“神州”“故物”“胡虏”“汉家”那些词儿。

那时候学生界流行看一些秘密书报。这个人是借来的，后来借与那个人，那个人当然也是借来的；结果人人是借来的，不知道谁是分布者。焕之对于那些书报都喜欢，《复报》的封面题字故意印反，他尤觉含有深意。

他对于校长的演说，也深深感动。校长是日本留学生，剪了发的，出外时戴一顶缀着假辫子的帽子。他的演说并不怎么好，又冗长又重复；但态度非常真挚，说到恳切时眼角里亮着水光。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必要，其实每回都是那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

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现在霹雳一声，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

但是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像无数小蛇，只是要往外钻；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然而哪里来机会呢！毕业期是近在眼前了，倘若父亲再叫他去考电报生，他只有拿着毛笔钢笔就走，更没别的话说。于是，“搭，搭，搭”，平平淡淡的一生……

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他想一个人来到世间，只是悲角登场，捧心，皱眉，哀啼，甚而至于泣血，到末了深黑的幕落下，什么事情都完了。不要登场吧，自己实在作不得主，因为父母早已把你送到剧场的后台。上去演一出喜剧吧，那舞台就不是演喜剧的舞台，你要高兴，你要欢笑，无非加深你的失望和寂寞。他想自己是到了登场的时刻了，装扮好了，怀着怯弱的怨抑的心情踅上去，怎知道等在场上的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还是一条口中喷火的毒龙？魔鬼也罢，毒龙也罢，自己要演悲剧是注定的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无端的哀愁；虽说为了没看见什么重要的改革，又担心着父亲重提前议，但是仔细剖析，又并不全为这些。这哀愁却像夏雨前的浓云一般，越堆越厚，竟遮没了所有心头的光明。有一天，他独个儿走过一个废园的池塘边，看淡蓝的天印在池心，又横斜地印着饶有画意的寒枝的影子，两只白鹅并不想下池去游泳，那么悠闲地互相顾盼，他觉得这景色好极了。忽然心头一动，萌生了跳下池塘去死的强烈欲望，似乎只有这样做，是最爽快最解脱的办法。但一转念想到垂老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以及好些同学，这欲望便衰退了，眼眶里渗出两颗心酸的眼泪。

但他并不是就没有兴高采烈的时候。只要处在同学中间，同大家看报纸上各地次第光复的消息，以及清廷应付困难的窘状，他还是一个“哈罗，哈罗”的乐观主义者。

同学中像焕之那样的，自然也有，他们要让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钻出来，便想到去见校长；这时候校长是一省都督府的代表，请他分配些事情与学生做当然不难。焕之听到这计划，一道希望的光在心头一耀，就表示愿意同去。

这一晚，校长从南京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回来，五六个学生便去叩他的办公室的门。焕之心里怀着羞惭，以为这近于干求，未免有点卑鄙。但同时自尊心也冒出头来，以为要求的是为国家办事，尽一份义务，校长又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卑鄙。希望的心，得失的心，又刺枪似地一来一往，他不禁惴惴然，两手感觉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