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

“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树伯闭了闭眼，继续说：“所以我曾经告诉你，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

“他开头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习’，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啊！记不清楚，二十多张稿纸呢。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等会儿一登岸，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

“有这样热心的人！”焕之感服地说。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举止，性格，癖好，一时又陷入沉思；似乎把捉到一些儿，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然而无论如何，点半钟之后，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这样想时，不免欣慰而且兴奋。

风似乎更大了，船头汩汩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烛焰尽往下亸，烛泪直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

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耸耸肩说：“事情往往不能预料。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不是常常写信给我，说这是人间惟一乏味事，能早日脱离为幸么？”

“唔，是的。”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郑重地答应。

“到现在，相隔不过一二年，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情愿终身以之了。”

“记得给你写过信。”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他那种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知为儿童服务，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啊！我说不来，我惟有佩服，惟有羡慕。”

“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

“当然改变过来了。不论什么事情，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希腊三大哲学家》；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我想，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我那同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很满意，而我正同他一样，当着教员，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能，能，能，我十二分地肯定。观念一变，什么都变了：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前天离开那些孩子，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心里着实有点难受。”焕之说到这里，眼皮阖拢来，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

“那是一样的，”树伯微笑说，“那边当教员，这边也当教员；那边有学生，这边也有学生；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

“我也这样想。”焕之把身子坐直，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

“像蒋先生那样，也是不可多得的。”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于是这样感叹说。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说不上。他们无非为吃饭，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要是单为吃饭，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不该任学校教师。现在听说那蒋先生，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虽还不曾见面，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

“他没有事做，”树伯说得很淡然，“田，有账房管着；店，有当手管着；外面去跑跑，嫌跋涉；闷坐在家里，等着成胃病；倒不如当个校长，出点主意，拿小孩弄着玩。”

焕之看了树伯一眼；他对于“弄着玩”三个字颇觉不满，想树伯家居四五年，不干什么，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当年与树伯同学时，有所见就直说出来，这习惯依然存在，便说：“你怎么说玩？教育事业是玩么？”

“哈哈，你这样认真！”树伯狡笑着说，“字眼不同罢了。你们说研究，说服务，我说玩，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你想，我家里琐琐屑屑的事都要管，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

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焕之觉得他突然是中年人了，老练，精明，世俗，完全在眉宇之间刻画出来。

“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树伯又低声说。

“什么？”焕之惊异地问。

“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两个儿子就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