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年成过功而近来颇有新生气象的那个党,渐渐成为他注意考察的对象。乐山说要有组织,他们不就是实做乐山的话么?后来读到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了,那宣言给与他许多解释,回答他许多疑问;所谓生路,他断定这一条就是。十余年前发生过深厚兴味的“革命”二字,现在又在他脑里生根,形成固定的观念。他已经知道民族困厄的症结,他已经认清敌人肆毒的机构,他能分辨今后的革命与辛亥那一回名目虽同,而意义互异,从前是忽略了根本意义的,所以像朝露一样一会儿就消亡了,如今已经捉住了那根本,应该会结美满的果。
同时他就发见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柢: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目前的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教育者如果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劳;而革命者不顾教育,也将空洞地少所凭借。十年以来,自己是以教育者自许的;要求得到一点实在的成绩,从今起做个革命的教育者吧。
他连忙把这一层意思写信告诉乐山,像小孩得到了心爱的玩物,连忙高兴地跑去告诉父母一样。这时候,乐山住在上海有两年了,回信说,所述革命与教育的关系,也颇有理由。用到“也”字,就同上峰的批语用“尚”字相仿,有未见十分完善的意思。同信中又说,既然如此,到外边转转吧,这将增长不少的了解与认识。以下便提起上海有个女子中学,如果愿意,就请担任那里的教职;这样,依然不失教育者的本分。
他对于“也”字并不措意,只觉得得到乐山的赞同是可慰的事。而到外边转转的话,使他血脉的跳动加强了。不是乡间的学生无妨抛弃,而是他自己还得去学习,去阅历;从增进效率这一点着想,抛弃了乡间的学生又有什么要紧呢?像清晨树上的鸟儿一样,扑着翅膀,他准备飞了。
佩璋自然颇恋恋,说了“结婚以后,还不曾分离过呢”这样的惜别的话。他用爱抚的神态回答她,说现在彼此渐渐解除了青年的娇痴性习,算来别离滋味也未必怎样难尝;况且上海那么近,铁道水程,朝发夕至,不是可以常常回来么?佩璋听了,也就同意;她当然不自觉察,她那惜别的话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发于内心的热情,仅占极少的成分而已。
第二个舍不得他的是蒋冰如。但是经他开诚布公陈说一番之后,冰如就说:“你还有教育以外的大志,就不好拖住你了。那方面的一切,我也很想知道,希望你做我的见识的泉源。”接着说两个儿子在上海,请就近照顾;他马上要写信,叫他们逢星期可以到女学校去。最后约定在上海会面的时期,说并不太远,就在清明前后他去看儿子的时候;他常常要去看儿子(这是几年来的惯例),因而彼此常常可以会面,与同在一校实在无多差别。这样,以劝留为开端,却转成了欢送的文章。
母亲是没有说什么,虽然想着暮年别子,留下个不可意的媳妇在身边,感到一种特殊的悲凉。
这一回乘船往火车站去的途中,心情与跟着金树伯初到乡间时又自不同。对于前途怀着无限的希望,是相同的;但这一回具有鹰隼一般的雄心,不像那一回仿佛旅人朝着家乡走,心中平和恬静。他爱听奔驰而过的风声,他爱看一个吞没一个的浪头,而仿佛沉在甜美的梦里的村舍、竹树、小溪流,他都觉得没有什么兴味。
女学校是初中,但是课程中间有特异的“社会问题”一目。他骤然看见呆了一下,像有好些理由可以说它不适当似的;但是一转念便领悟了,这没有错,完全可以同意。在两班学生的国文之外,他就兼教了“社会问题”。
到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已习惯于他的新生活;青年女学生那种天真活泼,又因环境的关系,没有那些女性的可厌的娇柔,这在他都是新的认识。蒋冰如已来过两次,都作竟日之谈;从前是不觉得,现在却觉得冰如颇带点儿乡村的土气息了。
二十三
工厂罢了工。庞大的厂屋关上黑铁板的窗,叫人联想到害疮毒的人身上贴的膏药;烟囱矗立在高头,不吐出一丝一缕的烟。像绝了气的僵尸。商店罢了市。排门不卸,只开着很狭的一扇门,像在过清冷的元旦节,又像家家都有丧事似的。学校罢了课。学生蜂一样蚁一样分散开来,聚集拢来,干他们新到手的实际工作;手不停,口不停,为着惟一的事,那心情与伏在战壕中应敌的战士相同。
全上海的市民陷入又强又深的忿恨中。临时产生的小报成为早晨的新嗜好。恐怖的事实续有发生,威吓的手段一套又一套地使用;读着这些新闻,各人心里的忿恨更强更深了。戏馆里停了锣鼓,游戏场索性关上了大门,表示眼前无暇顾及娱乐事情了,因为有重要超过娱乐事情万倍的事情担负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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