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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

于是他独个儿上酒店去喝闷酒。每夜带着七八分酒意回家,矜持着吃晚饭,同父母说话。一躺到床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头顶上一盖,再也作不得主了,他总是轻轻地呜咽地哭。他一边哭,一边迷惘地想:“人间的苦趣,冠冕的处罚,就是教师生活了!什么时候脱离呢?什么时候脱离呢!”

他实在不敢公然说出“脱离”两个字。父母正在欣慰,儿子有相当的职业了,当然不好说出逆耳的话伤他们的心。此外,又仿佛对谁负了一种责任,突然说不负了,良心上万分过不去。于是当一学年终了时,他设法换了个学校。他希望新境界比较好一点,虽然不是脱离,总不至于像沉沦在那可厌的庙宇里那么痛苦。

然而还是一个样!不过庙宇换了祠堂,同事和学生换了姓名不同的一批罢了。

这一年,他父亲因旧有的肾脏病去世了。摧心地伤痛,担上家计的重负,工作又十二分不如意,他憔悴了;两三年前青年蓬勃的气概,消逝得几乎一丝不剩。回家来与母亲寂寂相对,一个低头,一个叹气,情况真是凄惨。

过了两年,他又换过学校,却遇见了一个值得感佩的同事。那同事是个诚朴的人,担任教师有六七年了,没有一般教师的江湖气;他不只教学生识几个字,还随时留心学生的一举一动,以及体格和心性;他并不这般那般多所指说,只是与学生混在一起,同他们呼笑,同他们奔跑。

有一次,一个学生犯了欺侮同学的过失,颇顽强,那教师问他,他也不认错,也不辩解,只不开口。那教师慈和的眼光对着他,叫他平心静气,想想这样的事情该不该。那学生忽然显出流氓似的凶相说,“不知道!随你怎样处罚就是了!”

“不要这样,这样你以后会自觉懊悔,”那教师握住那学生的颤动的手说,“犯点儿错没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蛮强;只要自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错了。”

这场谈判延长到两点钟之久。结果是学生哭了,自陈悔悟,那教师眼角里也留着感激的泪痕。

焕之看在眼里,不禁对那教师说,用这么多的工夫处理一个学生,未免太辛苦了。

“并不辛苦,我喜欢这样做,”那教师带着满意的微笑说,“而且我很感激他,他相信我,结果听了我的劝告。”

这似乎是十分平常的话,然而当了三数年教师的焕之从没听见过。这一听见叫他的心转了个方向,他原以为自己沉沦在地狱里,谁知竟有人严饰这个地狱,使它成为天堂。自己的青春还在,生命力还丰富,徒然悲伤,有什么意思!就算所处是地狱,倒不如也把它严饰起来吧!

他于是检出从前看过的几本教育书籍,另外又添购了一些;仿效着那个同事的态度来教功课,来对待学生;又时常与那同事讨究教育上的问题和眼前的事实;从这些里头他得到了好些新鲜的浓厚的趣味。有如多年的夫妇,起初不相投合,后来真情触发,恋爱到白热的程度,比开头就相好的又自不同了。

金树伯是焕之中学时代的同学,彼此颇说得来。树伯毕业后回乡间去管理田产,两人就难得见面。但隔一个半个月总通一回信,也与常常晤见无异。到这时候,焕之去信的调子忽然一变,由忧郁转为光昌;信中又描写好些理想,有的是正待着手的,有的是渺茫难期的。树伯看了这些信,自然觉得安慰,但也带起“不料焕之要作教育家了”的想头。

树伯的同乡蒋冰如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又是旧家,在乡间虽没什么名目,但是谁都承认他有特殊的地位。当地公立高等小学的校长因事他去时,他就继任了校长。他为什么肯出来当小学校长,一般人当然不很明白,但知道他决不为饭碗,因为他有田有店,而且都不少。

这年年初,学校里要添请一个级任教员,树伯便提起焕之,把他最近两年间的思想行动叙述得又仔细又生动。冰如听得高兴极了,立刻决定请他;并且催促树伯放船去接,说这一点点对于地方的义务是应该尽的。

“啊!倪先生,欢迎,欢迎!”蒋冰如站在学校水后门外,举起一条胳臂招动着,声音里透露出衷心的愉快。一个校役擎着一盏白瓷罩的台摆煤油灯,索瑟地站在旁边,把冰如的半面照得很明显。他的脸略见丰满,高大的鼻子,温和而兼聪慧的嘴唇,眼睛耀着晶莹的光。

“今天刚是逆风,辛苦了。天气又冷。到里边坐坐,休息一会吧。”冰如说着,一只手拉住刚从石埠上小孩子样跳上来的焕之的衣袖,似乎迎接个稔熟的朋友。

“就是蒋先生吧?”焕之的呼吸有点急促,顿了一顿,继续说:“听树伯所说,对于先生非常佩服。此刻见面,快活得很。”他说着,眼睛注视冰如的脸,觉得这就完全中了意。

“树伯,怎么了?还不上来!”

冰如弯下身子望着船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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