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

他爽然若失了。从窗洞望出去，露出在人家屋顶上的长方形的一块天，堆叠着灰白的云，好像专照人间暗淡心情的一面镜子。他不要看那块天，无聊地再看搁在桌子上的佩璋的信。“殆非庸碌人也”，仿佛初次看到这一句，他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又引起漫想的藤蔓：

“不是庸碌人，当然好；在数量这么多的人类中间，加上一个庸碌人，又有什么意思！不过我也不希望他成英雄，成豪杰。英雄豪杰高高地显露出来，是要许多人堆砌在他脚底下作基础的。这是永久的真实；就是在最远的将来，如果有英雄豪杰的话，这个现象还是不会改变。我怎能希望儿子脚底下叠着许多人，他自己却高高地显出在他们上头呢？我只希望他接受我的旗。展开在我们前头的，好像不怎么远，说不定却是很长的一条路；一个人跑不完很长的一条路，就得轮替着跑。我只希望他能在我跑到精疲力尽的时候，跳过来接了我手里的旗，就头也不回地往前飞跑！”

这些想头无异浓酽的酒，把暂时的无聊排解开了。有如其他作客的父亲一样，他忽然怀念起家里的盘儿来。他想到他的可爱的小手，想到他的一旋身跑开来的活泼的姿态，想到他的清脆可听的爱娇的语音，尤其想到他的一双与母亲一般无二的清湛的眼睛。

房门被推了进来。他回头看，站起来欢迎说：“你来了，我没料到。来得正好，此刻没有事，正想有个人谈谈。”

轻轻走进来的是蒋冰如，满脸风尘色；呢帽子压在眉梢，肩膀有点儿耸起，更露出一种寒冷相。他疲惫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说：“刚从他们大学里来；黄包车，电车，又是黄包车，坐得我累死了。”

他透了一口气，接着说：“决定明天把他们带回去了。看这种情形，纵使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也不过是歇歇气，酝酿第二回的风潮，万不会好好儿上什么课的！”

“为了这事，你特地到上海来么？”焕之坐在原来的椅子里，仿佛不相信地瞪着冰如的脸。

“不是么？你知道我在乡间每天看报多么着急？这个学校多少学生被逮捕了，那个学校多少学生被开除了；于是，这个学校闹风潮了，那个学校闹风潮了。我那两个是不会混在里头的，我知道得清楚；但是，这样乱糟糟的局面，谁说得定不会被牵累？我再也耐不住，马上赶了来。他们对我说，风潮似乎可以平息了，下星期大约要上课。我想，上课是名儿，再来个更激烈的风潮是实际；索性回去温习温习吧。所以明天带他们回去。”

焕之带点儿神秘意味笑着，点头说：“再来个更激烈的风潮，倒是很可能的事情。一班学校当局，这时候已经宣告破产，再也抓不住学生的心；学生跑在前头，面对着光明，学校当局却落在后头，落得很远很远，专想抛出绳子去系住学生的脚。重重实实地摔几交，正是他们应得的报酬！”

“依你的意思，学校当局应该怎么样才对呢？”冰如脱了帽，搔着额角，显露一种迷惑的神情。

“应该领导学生呀！教育者的责任本来是领导学生。学生向前跑，路子并没有错；教育者应该跑在他们前头，同时鼓励他们。”

“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对于学校当局，谁都能加以责备，又况是这样的政局。我觉得他们那样谨慎小心，实在很可以原谅。”

“我觉得最不可以原谅的，正是他们的谨慎小心。他们接受了青年的期望与托付，结果却抛撇了青年！”

“还有一层，”冰如似乎捉住了一个重要意思，抢着说，“学生搁下了功课，专管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个道理。”

焕之兴奋地笑着说：“大学教授不肯搁下他们三块钱四块钱一点钟的收益，富商老板不肯搁下他们‘日进斗金’的营业，就只好让学生来搁下他们的功课了。还有工人，农民，倒也不惜搁下他们的本务，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者却说美国学生怎么样，法国学生怎么样，总之与中国学生完全不一样，好像中国学生因为与外国学生不一样，就将不成其为学生似的。他们哪里能了解中国现代学生的思想！哪里能认识中国现代学生的心！”

冰如不说话，心里想现在焕之越发激进了，来上海还不到两年，像他所说的“向前跑”真跑得很远。自己与他的距离虽然还没到不能了解他的程度，但感情上总嫌他作的是偏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