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正者，正也”的思想对于恢复“周礼”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于是孔子又在《论语·颜渊》中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道德素质高低。其结果如《论语·子路》所说：“近者说，远者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安抚境内的百姓，使其心向国家；同时也有利于感化境外的百姓，使其归附。这样的国家才会政通人和，才可以在战争纷纭的时代屹立不倒。
延伸思辨：正人先正己
在孔子看来，君主道德修养要“正”，以“正”修身，才能树君主“德高望重”之形象，孔子认为，当政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派、正直，应当以自身的德行来起表率作用，从而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个人修养是十分重要的。人之为人，就在于自觉承担人生之应当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义，并以诚挚的信念和仁爱之心来沟通自己和外界的联系，使之达到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为人如果没有道义，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官员的廉洁与否，关系到全社会。同理，全社会都来关注官员的廉洁，为反腐倡廉提供舆论支撑，占领和挤压腐败的生存空间，则全社会都能“正其身”。营造这样的清廉氛围，应该是“匹夫有责”。
在现代社会，从政的人也应该用孔子这个理念来严于律己。用无为而治的方法管理下属，使下属按规矩办事，这样，整个社会风气也会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精彩典故：
悬瓦示警
阮元的长子阮常生，秉承阮元清廉风范。他为官多年，操办工程，除正常俸禄外，一丝一粟不敢妄取。平时慎起居，节饮食，一件皮衣就穿了30年。见他人“鲜衣怒马奢侈者”，就奉劝他们要廉洁奉公。
阮常生官直隶永平郡郡守时，查得滦河上的渡船时常敲诈来往民众，商旅以为患。阮常生查清事实后，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于渡口植一竿，上悬大瓦二方，标明日期，发布告示告诫渡河的民众，如遇渡船苛索，即可敲碎大瓦。阮常生每隔一日，就会派丁役到各渡口巡查，如果有持损瓦来上报的人，阮常生就会立即予以查办。这件事一经传扬，各个渡口的弊端就消除了。
以秤砣戒己
明代万历年间，扬州仪征人盛稔赴山西任平阳知府。到任后他核查库银，发现少了七万余两。有人提出，在全城增加课税，填补空额。盛稔思之再三，估计秤有问题。他找来秤店的老板，校核后，果然发现秤存在问题。原来是有人见盛稔初来上任，在秤上做了手脚，故意用不准的秤来核查库银，以便让盛稔增加课税，使他们能从中渔利。盛稔查出了问题，吩咐秤店老板留下秤砣，并把铁秤砣放在书案上，用来警戒自己。
当代镜鉴：领导要做好表率
领导的“导”有引导和表率的意思，领导者若能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作用，则不用严刑苛责，下面的人自然会各行其是。如果领导者的作风不正，则虽有政令也不会有人遵守，如同一纸空文。
古往今来，成功的执政者以及管理者，总是勤政廉洁、严于律己的。
季康子问孔子：“请问，我要让百姓对我保持虔诚和忠诚，要让他们逆来顺受，俯首帖耳，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孔子回答他说：“如果你想让民众心悦诚服，那么，首先你就得先从自己做起。如果你以庄重的态度处理国家政务，就会赢得百姓的敬重。如果你以孝慈之念治家，那么，百姓就会为你的品德而受到感召，对于有好的榜样却仍然不知道仿效的人，就要耐心地劝导他们。”
从孔子的回答可以延伸到为政之道，即领导者注意自身的修养，才能赢得人心，更好地进行管理。
三国时的曹操被人称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古往今来褒贬不一。他在治国方面深得将士的尊重，就因为他深谙管理之道，能够做到正己先正人，以身作则。曹操割发代首的典故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当代社会，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为重要，著名的企业经营者土光敏夫身先示范以身作则，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
土光敏夫在1965年曾出任东芝电器社长。当时的东芝人才济济，但由于组织庞大，层次过多，管理不善，员工松散，导致公司业绩平平。土光接管之后，提出了“一般员工要比以前多用三倍的脑，董事则要多用十倍，我本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口号来重建东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