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仔细想想，赵绰能忠于执法，毕竟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就把赵绰放了，过了一天，还派人慰问了赵绰。
秉公执法的包公
包拯，安徽合肥人，在地方和朝廷都做过官。他在做县官时，据说有一次，他的堂舅犯了法。包拯不讲私情，照样依法办事，派人把他抓到官府，判处死刑。许多亲戚赶来求情，但是包拯义正辞严地说：“不是我没有情义，谁叫他犯法呢？”
后来，包拯又到朝廷做官，他也不怕得罪大官。有一年开封发大水，威胁到老百姓的安全，包拯发现河道被阻塞是涨水的原因。原来一些大官在河道上修筑了花园亭台。为了保障开封的安全，包拯立刻下命令，要求他们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即使是皇亲国戚，违反了法令，包拯也绝不手软，他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直到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才就此罢休。对受冤枉的老百姓，包拯却充满了同情。每次遇到案情，他总是深入调查，详细分析，替百姓伸冤。因为他公正执法，因而得名“包青天”。包拯一生做官清廉，深受老百姓的敬仰。
当代镜鉴：管理要靠情、理、法
孔子的管理学，除了强调制度，还说到了“软性管理”；以表现人情、道理为准。在孔子看来，所谓管理，实际上是掌握人心的过程。由于被管理者皆是有感情的人类，在用制度管理的同时，如果能够做到“动之以情”，找准二者的平衡点，常常能收到极好的效果。
“晓之以理”是经营管理中的教化活动。即使是在同一个经营情况下，由于人的不同，也能悟出不同的道理。贤明的管理者，必先修身，然后再用理来教化下属。在儒教文化圈中，日本首先成为先进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了儒家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成分，然后融入了本国文化，从而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而且它们都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加看重人的质量。管理者的文化素养是一个方面，人民大众的文化也没有忽视。
孔子在《利己·仲尼燕居篇》中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乎人。”这里所说的“礼”就是中国制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经营法则是孔子礼的表现。施行的时候必须符合道义，又合乎人情，如果缺少一样，便算不上是正确的管理。
如果把制度比喻为人的一条腿，那么人情就是人的另一条腿，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企业管理必须平衡人情和制度。
之所以是平衡而非摒弃，是因为人情管理和制度管理从本质上说并无优劣，主要依企业管理而定。但不管怎样，这两种制度都是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开发员工的潜力。
所以，当人情过了头，员工开始疏懒、不积极、潜力不能正常地发挥出来；同样，当制度苛刻、员工消沉时，只有人情，才能使其在平衡中重拾信心，进取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只有人情与制度配合恰到好处，才能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为公司作贡献。
只是如何让员工最大限度作贡献，方法也是重要的。
记得看过一个故事：说公司最牛的业务员总迟到，屡教不改，按制度处罚，恐其逆反，影响业绩；不予处罚，又难以服众，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怎么办？经过思考，公司在发工资时果断地扣了其钱，而第二天，上级主管又把其叫到办公室，说因其业绩好，奖励了他，同时和他认真谈了迟到的问题。此后，该员工再也没有迟到过。
所以，只有胡萝卜，员工容易骄横；只有大棒，员工又没有归属感。要胡萝卜加大棒，员工才能认识自己，认识公司，从而成为优秀的员工。
由此，当人情泛滥导致公司发展受限时，公司挥泪斩马谡并不为过；当公司初起步，公司讲究“情同手足”，也是可取的。管理是科学，只不过是艺术的科学，这种艺术就体现在平衡和平衡的分寸拿捏上，管理者要想更好地经营企业，就要让自己成为能准确拿捏分寸的“艺术家”。
7.君子之仕在于义，认清君臣关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译文：鲁定公问孔子：“君主怎样使唤臣下，臣子怎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
国学链接：孔子的君臣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