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致富要以义为先
有关义利观的问题，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最早提出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义利相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利关系，是一个关系到做人、立身的重大社会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现代社会中浮躁而急功近利的人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正确对待财富；学会利用人脉获取利润；符合道义，取之无妨，“义然后取”；有正确的道德取向，即使富裕了也要做道义之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当，借鉴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和其他诸子之说进行调节、指导和规范，是现代人经商致富，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必修课。
1.义而富且贵，正确对待财富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
译文：孔子说：“贫穷却没有怨言，很难；富贵却不骄傲，这倒比较容易。”
国学链接：孔子的处贫之方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随行者全都病卧不起。子路愤愤道：“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意思是，君子小人都有穷困之时，区别在于君子固守其穷，无所怨悔，而小人穷则丧失原则，放纵于行，以图改变穷困之境。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
儒家虽然肯定人们摆脱穷困追求富贵的合理性，励民致富，但也十分提倡求财的正当性。儒家不仅看重目的之善，也十分看重手段的正义性。善的目的必须通过善的手段来实现，否则宁可牺牲其目的，也不用不好的手段。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取之有道；贫贱，取之有道。儒家倡导，人们在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义利之辨”的义法，不能违背天道性理和道德原则，不能惟利是图，要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因此，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提倡的是致富以道，穷而不滥。
诸子之言：
在儒家看来，处贫困难于处富贵，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朱子在《论语·宪问》中注曰：“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人在贫困之中能保持正常的心态，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生命，对待万事万物，是不太容易的。综观儒家圣贤之言，关于何以处贫的问题，大概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安之、乐之、去之。既贫，则安，不怨天，不尤人，无怨无悔，安然处之，独善其身，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固穷”之道。惟有固守其穷，不滥思滥行，安然以处，才能保持平和的道心，并以道德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保持君子之风。尽管处贫而“安之”实为可贵，然而在圣人看来还不够，还应该进而“乐之”。
在孔子的学生中，惟有颜回达到这一境界，故此，孔子对颜回赞赏有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安贫乐道的生命境界被后人誉为“孔颜之乐”。其乐，非乐其贫，而是乐其道，超乎于贫，忘乎于贫，这是圣人的境界。他们不会用理想和人格作为代价去换取某种舒适的生活，做违背道义的事更不可能。他们不以简单的贫贱衡量生活是否有乐趣，这是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大道义。
孟子也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又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所说的就是儒家“守死善道”的精神，是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不合于道，则利小如一箪食亦不受之；合于道则受以天下也泰然处之。如果不道而致富，即使是万钟之禄，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孔子也说：“追求富贵乃人之常情，儒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并不是人人安贫、乐贫，而是要消除贫困”，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人衣食无忧的理想目标。
延伸思辨：安贫乐道，用财有道
孔子认为求取财富的重要原则就是符合“义”，违背这条原则获取财富的手段是不足取的，同时也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但孔子并非鄙视财富，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他只是强调了求取财富的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