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案：我国迫于外侮，当变法者，盖六十余年矣。然此六十余年中，可分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年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而昌言，为朝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三界。然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玻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材庵际二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然明于下而未行于上，新旧相争，大臣多不以为然，以未定国是故也。标准未着，人心不一，趋向未定，虽云变法，仍是守旧而已。及经胶州之变，朝廷益震动，康有为于正月上书请变法宜先定国是，下总署议，上再催而未复。旅顺大连之事继起，皇上圣明，益明中外之故。知不变法不能立国，而恭王屡谏，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上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因使庆王告西后曰：“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而已。”西后虽愤甚，然因别有所图，始听皇上之所为，乃使庆王复于上曰：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至是恭亲王适薨，翁同哺ㄕ，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洋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又按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特令翰林部曹、侍卫道府、州县大臣子弟、武职咸入学，其规模亦广大矣。
四月二十五日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着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
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
四月二十七日朱谕：协辨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玻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同日上谕：自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钦此。
同日上谕：王文韶著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