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三月间，荣禄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兵部尚书徐啤Ｐ忑圃唬骸澳吻逡楹危俊笔滤炀凇＠钍㈩煊钟联御史连署请垂帘，奔走数日，不能得，有两人皆模棱两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议既定，遂不复谋此事。
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于是不复防闲，一听皇上之所为。故皇上数月以来，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主权，以行改革之事。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自此无以为言者。或问于荣禄曰：“皇上如此妄为，变乱祖制，可奈何？”荣禄曰：“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盖彼之计画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自四月以来，北京谣言极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泄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或言张荫桓进红丸，或言康有为进红丸，亦皆言之确凿。盖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杀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皇上无时不病重，然皇上日日办事，召见大小臣，且间数日必诣颐和园向西后前请安，常在瀛秀园门跪迎跪送西后，是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皇上，实不觉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盖皇上每怨诸臣之疲玩，常厉声责之，故王谓其肝火盛也。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观此，则皇上之无病甚确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盖欲他日加害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箝塞人口也。至其谓康、张进红丸，出入宫禁，盖欲俟加害皇上后，即以此诬坐二人之罪。其布置历历可数矣，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亲见之，夫皇上至今尚存，而彼于八月初六日，即诬康以已弑皇上之罪。盖其蓄谋甚久，欲加害皇上，而归罪于康。故先造此谣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则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遽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堑龋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对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逮捕之事。
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日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闻袁世凯既退朝语人云，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故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图颐和园之伪诏以诬污皇上者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然则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可想而知。今将赐康有为等之两谕揭载于下：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右七月二十八日，谕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五人，由杨锐带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右八月初二日谕康有为一人，由林旭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