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十日上谕：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请设立编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恳免纳税，据呈代奏一折，该举人办理译书局事务，拟就上海设立学堂，自为培养译才起见，如果学业有成，考验属实，准其作为学生出身，至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均着照请行，该衙门知道，钦此。
谨案：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非皇上之圣明刚决，采择新法，岂能许之哉？
同日上谕：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至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籍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钦此。
谨案：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谆谕至于三令五申，仍复藐为具文。此先帝时之所无，观历朝圣训可见也。然上虽盛怒，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由是以观，自光绪纪元二十四年中，一切用人行政，于皇上无预可见矣。凡割地赔款，输与利权之事，于皇上无预可见矣。凡贪风陋政，于皇上无预可见矣。自今年四月下诏定国是以来，始为皇上之政，然大举之事，若开制度局派新政使等事，皆不能行，欲去守旧衰谬之臣，不能去，欲用开新通达之才，不能用，则此三月之中，虽圣政维新，然能行皇上之意，以成新政之规模条理者，盖千万而不得一可见矣。若令上有全权，用人行政，岂其若是？此谕虽明责谭刘，实则深恶荣禄，而宣其罪，责其奉旨交办之件，而置之不顾，并不奏陈，荣禄之目无皇上，等诸儿戏，视王言如土苴刍狗，束阁不顾明矣。上深怒而不敢显词责之，上则牵谭刘而云直隶距京师咫尺，下则引各督抚而云迟玩干咎，盖皆为荣禄说法也。不恶而严，溢于意表，荣禄于是畏皇上英明，恐不自保矣。先是，荣禄出督抚直隶，沥陈地方办事情形，上折于西后，而不上折于皇上，皇上有电旨申饬之，已而荣禄保荐三十余人，皇上无一召见，无一拔用者，皇上于四五品小臣所荐，犹赐召见，而于荣禄独尔者，盖深恶其平日之跋扈也。至明发此谕，荣禄自知不保，而篡废之事益亟矣，此谕于改革困难情形，及政变原因，甚有关系，不可忽诸。
十二日上谕：御史王培佑奏变法自强，当除蒙蔽锢习一折，现因时事多艰，朝廷振兴庶务，力图自强，尤赖枢廷及各部院大臣，共笃砍溃竭力匡赞，以期挽救颓风，庶事可渐臻治理。乃诸臣中恪共官守者，固亦有人，而狃于积习不知振作者，尤难悉数，即如部院官本应常川进署，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逾限，皆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似此蒙蔽因循，国事何所倚赖，用特重加申儆，凡在廷大小臣工，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迟玩，倘仍畏难苟且，自便身图，经朕觉察，定必严加惩处。毋谓宽典可屡邀也。钦此。
谨案：数月以来，新政之诏多矣，督责大臣之旨多矣，乃日日降旨严催而诸臣藐然，日云必加严惩，而未闻一惩。盖上无权既久，大臣所共闻知，彼等有深宫之简畀，有宦寺之奥援，岂畏此守府之君，空文之诏哉？盖吕武擅政，皇上无权久矣。坐视割祖宗之地，则不甘为亡国之君。发愤为变法之谋，则无奈此牝朝之臣，虽复诏书络绎，奈之何哉？呜呼!有此圣主，而不能救天下，变法不成，终日呼号，终至幽废。呜呼!古今人主，岂有若我皇上之不幸者乎？
十三日上谕：少詹事王锡蕃奏，请饬各省设立商会，于上海设总商会等语，现在讲求商务，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先就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拟定办法奏闻，现尚未据奏到，商会即商务之一端，着刘坤一等归案，迅速妥筹具奏。其沿江沿海商贾辐辏之区，应由各该督抚一体查明办理，所有一切开办事宜，并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咨商各督抚详订章程，妥为筹办。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