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变前纪
第一章 政变之总原因
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详前篇。今更纪顽固党之事如下：
去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张曰：“虽然，但其祸不可自我当之耳，若吾与君离湖南督抚之任，以后虽有事而非吾两人之责也。”于是小轮船之议卒罢。去年之冬，德人踞胶州，欧洲列国分割支那之议纷起，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于读此书者，若不能知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如何，则张之洞此两语其代表也。
呜呼!张公固大臣中之最贤而有闻于时者也。然其言犹若此，况其他出张公之下数等者乎。故今综全国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为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种也。呜呼!合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第二章 政变之分原因
政变之分原因多矣，今择其稍重大者条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芳讨，皇上概不问，而谣诼之起，遍于全都。
二、同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三、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四、于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定国是，决行改革。于是诸臣上奏，虽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诽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礼部者科举学校之总汇也，礼部尚书许应福百计谋阻挠废八股之事，于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劾之，许应改俗劾康有为，皇上两不问。
五、先是，二月间，康有为上书大陈变革之方，大约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为主义，请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员皆选年力精壮讲习时务者为之，书既上，皇上饬下总理衙门议行，总理衙门延至五月尚未复奏，盖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既下，皇上乃促总署速议复奏。总署议奏，驳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复命军机大臣与总署会议，同月二十五日议复，仍驳其不可行。上益怒，亲以朱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再议，有须切实议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语，两衙门乃指其书中之末节无关大局者准行数条，其大端仍是驳斥。上无如之何，太息而已。夫皇上既知法之当变矣，既以康有为之言为然矣，而不能断然行之。必有藉于群臣之议者何也，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众议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于皇上及康有为之私见也。而诸臣之敢于屡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为护符，欺皇上之无权也。当五月间大臣屡驳此书，皇上屡命再议之时，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不过言须增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皇上病重之说，亦至此时而极盛，盖守旧者有深意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