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窃职前月不揣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惶恐战栗，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岂非广刍荛之听，立绢熘鹄，以开言路而广聪明耶。职上感圣明之纳言如此，下愤国事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皇上陈之。窃惟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开，外国环逼，既已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谍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张皇。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必然之理也。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哥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美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励，师友所讲求，事无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横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赋税无一定之规，费出公则每岁摊派，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然孟子云：“国家闲暇，明其政刑，尊贤使能，大国必畏。”《易》称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作成器以为天下利。《洪范》称大同逢吉，决从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大夫，则彼族实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新创之治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至于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劳累官，务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尽其学，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务为分权掣肘之法，不能尽其才，道路极塞，而散则易治。上下极隔，而尊则易威。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天下虽大，戢戢奉法，而文网颇疏，取民极薄，小民不知不识，乐业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民多而利源不开，则穷而为盗，官多而事权不属，则冗而无耻，至于上下隔绝，故百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币擞谙娜眨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觅舟楫，外之感触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观邻，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举而不当，此邻敌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