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按世之论者，多以为此次政变由急激所招，夫所谓急激者，殆谓不顺人情，故召怨谤也。然怨谤之起，莫甚于废八股一事，然世之论者将畏谤而不废八股乎，不废八股，可以为治乎？吾欲问之。
初八日上谕：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著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仍前玩ǎ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不贷，钦此。
谨案：我国向来一统，以高卧无事为治，故设官分职，互相钤制，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遂相牵相诿，至无一事能办者，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
十五日上谕：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分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该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钦此。
谨案：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同日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
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前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开强学会于上海，倡译日本书之论。盖以日本与我同文，译之较易也。后强学会被禁，事遂中止，康复说张之洞筹款办之，张许诺而卒不办，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
十六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复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学一折，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须知讲求农政，本古人劳农劝相之意，是在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如果办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务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钦此。
谨案：中国向来言西法者知有兵耳，而皇上注意富民，整饬农业，采及西法，可谓知本，结会、集社向为国禁，康有为前后开强学会、保国会及湖南志士所谓南学会，皆被参劾，上悉不问，强学会虽封禁，旋改为官报局，于是各省学会极盛，更仆难数，农学会梁启超与诸同志共创之于上海者也，至是乃采章颁行，破旧例愚民抑遏之风，开维新聚众讲求之业，以智民而利国，岂汉唐宋明之主，专务遏制其民者所能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