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交往中，能保持中庸、精通圆通之术的人其实很多。圆通是高难度的修养，一般人很难精通此道，什么事都偏听、偏信、偏执、偏爱、偏私、偏激，一不小心还可能流于圆滑遭人唾弃。
圆通并非圆滑，并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不分是非，而是指要避免走极端，待人处事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要不偏不倚，是非分明，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圆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毕竟它与圆滑仅一字之差，稍不留意，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我们在人际交往时，就要坚持道义，在讲求原则的前提下讲求变通。
精彩典故：
子莫的中庸之道
墨子和杨朱要举行辩论大会，听众云集，而子莫却无动于衷。学生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去辩论会上听一听啊？”
子莫说：“辩论会的结果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非要去听呢？”
学生们又问子莫：“老师，墨、杨两家谁胜谁败？”
子莫说：“没有胜的人，也没有败的人。杨朱以我为中心，哪怕是取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做，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又有何用？墨翟提倡兼相爱，哪怕是丢头舍足利天下的事也要做，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主张适中原则，既不像杨朱那样偏右，也不像墨翟那样偏左；物守中道，不偏不倚，有利而作，无利而歇，所以子莫胜。”
当代镜鉴：以中庸之道立身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中庸之道是最高的德行，原因就在于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去实践它，我们这些平常人往往不明白其中的真谛，甚至居于高位的人同样也不能按照中庸的道理行事。中庸之道是立身之本，需要我们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多加修炼。
那么，为什么“中庸”这种智慧曲高和寡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种天性使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还有更多的欲望、有更多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然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无节制地膨胀，就会变成贪婪的欲望，再美好的事物也会因此而变得丑陋。如果他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会违背事物的规律做事，在恰当的时候做不恰当的事，渐渐偏离了事物发展的正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做事“过了”。这样的人自然无法依照中庸之道立身处世。古今中外，那些恃才傲物、好大喜功，不明白见好就收，不知道“水满则溢、月满则盈”道理的人数不胜数，这就是中庸之道不易施行的最好证据。
与此同时，我们趋利避害的天性催生出了另外一类人。这类人与那些为了达到目的而肆无忌惮的人不同，他们甘于平庸，不思上进，做事只要求“差不多”，根本无心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类人做事就是所谓的“不及”，他们同样也不能以中庸之道来待人处世。由此看来，中庸之道确实是很难施行，所以更应该把它当做一种行为规范，加以提倡。我们来看一下球星舍甫琴科和鲁尼的对比。
舍甫琴科一直被认为是足球运动员的典范，他的行为就体现出了古老的“中庸”智慧。在球场上舍甫琴科威风八面，但是走出球场，他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正常”：做人低调，绝不让绯闻、丑闻缠身。与舍甫琴科相反，曼联队的前锋鲁尼却显得“少不更事”，他在球场上辱骂裁判，恶意报复对手，在赛场外打架、招妓，被评价为“一个爱使小性子的愚蠢男孩”。前英格兰队长希勒就曾经指责鲁尼，说他把本该属于足球运动员的天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
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实质上就是要行当行之事，不做不及或者过分的事情。除此之外，良好的语言表达与得体的待人接物，也能体现“中庸”的道理。在人际交往的时候，说话既不出言不逊，又能直指主旨；遣词造句既符合当时的场合，又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能恰当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既能侃侃而谈，又不会给人夸夸其谈的坏印象。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达到了“中庸”的境界。下面的这段演说记录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在历史上记载了一次冗长的演讲。有一个众议员用马拉松式的演讲来阻止美对英的宣战，等到战火烧到家门口的时候，这位议员仍在喋喋不休。时至半夜，听众席上鼾声四起，最后一个议员实在忍无可忍，把一个痰盂扔到演讲者头上，才终止了他的发言。还有一位美国参议员为了使“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归联邦法院审判”的法案得以通过，竟然在参议院高谈阔论了5天，据说他总共做了1000多个手势，在讲台前踱步75公里。
这两位演讲者都忽略了“中庸”的做人做事原则，不知道做事恰到好处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