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亲爱的,”瓦西里公爵开玩笑地说:“只要对我说声‘好的’,我就以我的名义给她写信,然后我们就去宰上一只小肥牛。”但还没等瓦西里公爵说完自己的玩笑话,只见皮埃尔满脸怒容,就像他父亲一样,看也没看公爵的眼睛,低声说:
“公爵,我并没有请您过来,请您走吧,请回!”他跳起来,为他打开房门。“快走吧,”他又重复了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举动,看到瓦西里公爵脸上露出的困窘和恐惧,皮埃尔有一种快感。
“你怎么了?生病了吗?”
“快走!”皮埃尔又说了一遍,声音中带着威胁。因此,瓦西里公爵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不得不离开了。
一周后,皮埃尔同新结识的共济会友道了别,并给他们留下了一大笔钱作为布施,便前往自己的庄园去了。他的新会友们交给他几封分别写给基辅和奥德萨当地共济会员的信,并允诺写信给他,并将指导他从事新的活动。
六
皮埃尔和多洛霍夫决斗之事私下了结了。尽管当时沙皇对决斗的处理很严厉,但无论是决斗者双方还是他们的证人,都没有受到惩罚。但决斗这件事,被皮埃尔夫妇的决裂得到了证实,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当皮埃尔曾是个私生子时,人们看他的眼光充满宽容和庇护;当他曾是俄罗斯帝国的最佳未婚夫时,大家都关爱他,赞美他;后来他结婚了,姑娘们和她们的母亲对他已无所指望,他在社会舆论中就黯然失色了,何况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去讨社交界的欢心。现在大家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在他一个人身上,说他是个爱吃醋的糊涂蛋,还说他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当皮埃尔离开后,艾伦回到了圣彼得堡,她所认识的人们不仅热情地接待了她,而且还因为她遭受了不幸而尊重她。当谈到她的丈夫时,艾伦作出一幅庄重严肃的表情,她天生在社交方面很在行,这种表情她早就学会了,尽管还不明白它的意思。这种表情仿佛在诉说,她决定毫无怨言地忍受自己的不幸,把她丈夫当成上帝给他的受难十字架。而瓦西里公爵则更加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谈话涉及皮埃尔时,他耸耸肩,并且指着额头,说:
“他是半个疯子——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221]。”
“我早就说过,”安娜·帕甫洛夫娜这样说皮埃尔,“我那时就说过,比所有人都早(她坚持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说的),我说过这是个疯狂的年轻人,他被社会各种各样荒淫的思想腐蚀了。我早就这么说过,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所有的人都赞美他,还记得吗,那是在我家的一个晚会上,他装成马拉(雅各宾派领袖)的样子,早在那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结果如何呢?我那时就不赞成这场婚姻,就预言过将要发生的一切。”
像以前那样,休息日时安娜·帕甫洛夫娜会在自己家中举办同样的晚会,这样的晚会唯独她一个人有能力去举办——首先,正像安娜·帕甫洛夫娜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晚会上聚集了上流社会真正的精华,彼得堡社交界知识分子的精英[222]。此外,除了这个精选的社交圈子,安娜·帕甫洛夫娜家的晚会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在她的晚会上,安娜·帕甫洛夫娜总能把某个有趣的新面孔带到这个圈子中,任何晚会都不能像她的一样,能如此清晰和稳定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晴雨变化,在这里可以观测到彼得堡正统宫廷社会的情绪变化。
一八〇六年底,人们已经收到了所有有关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歼灭普军,以及普军大部分要塞都已弃守的不幸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进普鲁士,并在那里开始了我国同拿破仑的第二场战争。在这个时候,安娜·帕甫洛夫娜在自己家中举办了一场晚会。真正的上流社会的精英[223],其中包括被丈夫抛弃的迷人而又不幸的艾伦,莫特马尔[224],还有刚从维也纳回来的颇具魅力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个外交官,姑妈,以及一个在晚会客厅里被人们简称为品德高尚的人[225]的年轻人,一个重新被任命的女官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不甚出名的人。
在今天的晚会上,安娜·帕甫洛夫娜用来招待宾客的新人物叫做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他是刚从普鲁士军队来到此地的专使,在普军中他担任着一个重要人物副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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