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很久。如果骷髅脸被带走时是午夜，那么此刻就是早晨；如果当时是早晨，那么此刻就是下午。只剩下温斯顿一个人，他已经一个人呆了好几个小时了。坐在窄板凳上很疼，他经常站起来走动走动，电幕没有制止他。那块面包还躺在那个没有下巴的人扔下的地方。起初，他需要费好大力气才能不去看它，可现在，饥饿被口渴取代了。他的嘴粘乎乎的，味道很不好。嗡嗡声和不变的白色灯光使他有点晕，脑子里面空空的。骨头疼得受不了时他就站起来，可是因为头晕得站不稳，他又几乎立刻坐了下来。每当他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感觉时，恐惧就会回到脑海里。有时，带着一种越来越微弱的希望，他想起了奥伯良和刮胡刀片。刮胡刀片可能会藏在食物里送进来，如果他们会给他吃东西的话。他依稀想起了朱丽亚。她也在什么地方受苦，也许受的罪比他更多。此刻也许她正在痛苦地尖叫。他想：“如果加倍我的痛苦可以拯救朱丽亚，我愿意吗？是的，我愿意。”但这只是一个认识上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知道应该这样做。这不是他的感觉。在这种地方，你没有任何感觉，除了痛苦和对下一刻的痛苦的预感。另外，当你真正承受痛苦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有可能希望加剧自己的痛苦吗？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无法回答。
脚步声又近了。门开了，奥伯良走了进来。
温斯顿跳了起来。这一幕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戒备。多年来，他第一次忘记了电幕的存在。
“他们把你也抓了！”他喊道。
“他们早就把我抓了，”奥伯良温和地说，语气中带着遗憾的嘲讽。他闪到一边。从他身后出现了一个胸肌发达的看守，手里拿了一根长长的黑警棍。
“你知道的，温斯顿，”奥伯良说，“别骗自己了。你知道——你一直知道。”
是的，他现在才明白，他一直都知道。但是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了。他的眼睛盯着看守手中的警棍。它可能落在他身上的任何部位：头顶，耳朵尖，上臂，肘部……
是肘部！他扑通跪了下来，几乎瘫倒，他用另一只手握着被打的那个胳膊肘。一切都发出了爆炸般的黄光。没想到，没想到这一下会这么疼！黄光退去，他看见两个人俯视着他。看守看着他扭曲的身体哈哈大笑。无论如何，一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没有，绝没有任何原因会使你希望加剧自己的痛苦。关于痛苦，你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它停止。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肉体的痛苦更可怕的了。他毫无办法地握住自己的左臂在地上滚来滚去，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着：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
2
他好像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只不过这张床很高，而且他被绑得结结实实的，一动也不能动。比平时更强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奥伯良站在他身边，专心致志地看着他。在他的另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拿着一个皮下注射器。
即使睁开眼，他也只能慢慢看清周围的一切。印象中，他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一个深深的水下世界游到这里来的。他不知道自己在水里呆了多久。自从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没见过白天和黑夜。此外，他的记忆也不太连贯。有些时候，他的意识——就连睡眠时的那种意识都完全停止了，经过了一段空白之后，又重新清醒了起来。而那段空白是几天、几个星期还是几秒，他无从知晓。
在肘部遭到第一击之后，噩梦开始了。后来他才发现，当时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序曲，是所有囚犯都要经历的例行审问。有一长串罪行——间谍活动、蓄意破坏等等——每个人都必须依次供认。招供只是一个形式，而拷打却是真实的。他挨了多少次打，每次持续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每次都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用铁棒，有时用皮靴。有时他像动物一样不知羞耻地在地上打滚，身子在地上扭来扭去，没完没了地无望地躲避着踢踩，结果却招来了越来越多的殴打，他们踢他的肋骨、腹部、肘部、小腿、腹股沟、睾丸、尾椎。有时殴打一直不停，直到他感到最残忍、邪恶、不可原谅的不是看守们持续的殴打，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失去知觉。有时他吓破了胆，他们还没打，他就开始求饶，只要看见一只拳头向后一撤准备出拳，他就迫不及待地交待出一大串真真假假的罪行。有时他一开始决心什么也不说，但是在痛苦的喘息中还是被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有时他想软弱地妥协一下，他对自己说：“我会招供的，但不是现在。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然后我就说他们想听的。”有时他被打得站不起来，像一袋土豆一样倒在囚室的石板地上，他们让他休息几个小时，然后拖出来再打。有时休息的时间更长一些。他记不清了，因为那主要是在睡眠和昏迷中度过的。他记得有一个囚室，里面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从墙里伸出来的架子，一个铁皮洗脸盆，每顿饭送来热汤、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一个粗鲁的理发师来给他刮胡子、理发，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人来摸他的脉搏，测试他的生理反射，翻他的眼皮，生硬地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检查有没有骨折，往他的胳膊里打针让他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