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两个方面的属性中，等级制度为“礼”的本质，而伦理道德方面的属性则为等级制度的外在显现。封建礼数实际上是通过向人们灌注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把这些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去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礼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现代社会的“礼”，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而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到“礼”的约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儒家文化中占据相当分量的高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并发扬；而在另一个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见得完全像我们所见所闻的那样人性化。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式文明使世界眼中的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文明、开放的民族。
精彩典故：
张飞之死
三国时，蜀国大将张飞脾气暴躁。他在阆中镇守，闻知义兄关羽被害，旦夕号泣，血泪满襟。诸位将领以酒劝解，张飞酒醉后，怒气更大。帐上帐下，只要士兵有过失就鞭打他们，以至于多有被鞭打致死的。刘备知道后，就劝他，你鞭打士兵，还让这些士兵随你左右，早晚都要起祸端的。对待士兵，应该宽容。可是张飞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有一天，张飞下令军中，限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次日，帐下两员末将范疆、张达，入帐告诉张飞：“白旗白甲，一时无可措置，须宽限才可以完成。”张飞大怒，喝道：“我急着想报仇，恨不得明日便到逆贼之境，你们怎么敢违抗我作为将帅的命令！”就让武士把二人绑在树上，每人在背上鞭打五十下。打完之后，用手指着二人说：“明天一定要全部完备！如果违了期限，就杀你们两个人示众！”
二人回到营中商议。范疆说：“今日受了刑责，让我们怎么能够筹办？此人性暴如火，如果明天置办不齐，你我都会被杀啊！”张达说：“与其让他杀我，不如我杀他！”范疆说：“只是没有办法走近他。”张达说：“我两个如果命不当死，那么他就醉在床上；如果注定要死，那么他就不醉好了。”二人商议停当。张飞这天夜里又喝得大醉，卧在帐中。范、张二人探知消息，初更时分，各怀利刀密入帐中，就把张飞给杀了。当夜，两人拿着张飞的首级，逃到东吴去了。
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张飞无疑是有勇无谋、刚直无礼的代表人物，而其最终的下场也与孔子的论断相吻合。
当代镜鉴：为人处世的度
孔子在《论语》中特别强调做事情要有分寸，不管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位，因为只有做到位了，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人做事不尽心尽力，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做不好的。但也不要过了头，有些事情只要做到位就行了，一旦过了头，反而会失去原来的价值。所以做任何事情，“过”和“不及”都是要尽力去避免的。
孔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为人处世的最佳状态。与好朋友相处要有一个度，一定得把握住这个度，更不要哥们义气，任何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如果事情做好了或许没有什么，但万一事情没有办到，你的朋友会认为你只会夸夸其谈，不实在，久而久之，那么你们的友情将会淡得无影无踪。所以交友要有度，做事要有度，为人处世更要有度。
在当今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竞争激烈、关系复杂、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世界，没有一套高超的为人处事的谋略是根本行不通的。如何才能取得处事的“真经”呢？答案是在总结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并用来指导实践。香港“超人”李嘉诚的人生轨迹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资研究借鉴的线索。
花了半个多世纪时间，李嘉诚终于建立起了今天的商业王国。在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中，李嘉诚名列第九。同时，香港《资本》杂志选李嘉诚为香港十大最具权势财经人物之首，他也是香港历史上首位“千亿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