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掌握动态，他订了《医林》。这是一份新杂志，他收到过广告征订单。晚饭之后，他总要看一看，但屋里太暖，加之吃得过饱，才看五分钟，就打起盹来，于是他坐在那里，双手托住腮，头发像马鬃一样，披散到灯座前面。爱玛看看他，只好耸耸肩。要知道，有些男人，只知默默用功，总是挑灯夜读，最后熬到六十岁，虽然风湿缠身，但那不大合身的黑礼服上，总可以挂上一排勋章。她怎么就没嫁到这样一位丈夫呢？她多么希望包法利这个姓——如今也是她的姓——不胫而走，在书店摆着，在报刊一再提起，在全国家喻户晓。可夏尔就是胸无大志！前不久，伊沃托一个医生和他一道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事讲给爱玛听，气得爱玛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大为感动，含着眼泪吻了她的额头。可是，爱玛气上加气，恨不得打他一掌。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户，吸着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真是窝囊废！真是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而且，她愈看他愈觉着不顺眼了。年岁一大，夏尔的举手投足也粗俗不雅；饭后吃甜食的时候，把空瓶的塞子切来切去；吃过东西，老用舌头舔牙；喝起汤来，咽一口，咕噜一声；人也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小的眼睛，似乎给挤住太阳穴了。
有时，爱玛不是替他把编织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替他正正领带，有时手套旧了他还要戴，被她扔到一边。她这样做，并非如夏尔所想，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那是自私的表现，神经质的表现。有时候，她也给夏尔讲讲她读过的东西，例如一段小说、一部新剧本，或者报上登的上流社会的轶闻趣事，因为夏尔好歹是个人，总会洗耳恭听，随声附和。即便是对她的猎兔犬，她也是无话不说呀！就是对壁炉里的劈柴，对座钟的摆锤，她也有知心话要倾诉。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搜寻，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水雾溟濛的天边，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彼岸，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三层大船，装得满到船舷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醒来，就希望机遇当天会来，细听种种声音，一骨碌跳下床，纳闷怎么还不见来。于是夕阳西下，还是愁上加愁，恨不得已经身处明天。
春天又到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
刚进七月，她就扳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安代维利耶侯爵说不定还会在沃比萨尔举行舞会。可是，整个九月都过了，不见来信，也没人登门。
失望之下，百无聊赖，她的心又空虚起来，于是类似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周而复始。
如今，这种日子还要一天接一天，翻来覆去，天天一个样，数也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无论怎样平淡，起码总会发生点什么意外之事。一次偶然事件，有时也会引发无穷波折，环境也会变动。可是她呢，什么事也碰不到。这岂不是天意！未来就像一条黑洞洞的走道，尽头的门关得死死的。
乐曲她也不练了，还弹它做什么？谁是知音？既然她永远不会在音乐会上，身穿短袖丝绒裙，坐在一架埃拉尔埃拉尔（1752-1831），法国著名钢琴制造家。钢琴前，轻盈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没那机会，又何必费神去练。至于画夹和绒绣，她让它们在衣橱里睡大觉。何苦来？何苦来？想起针线活，她就来气。
“书报杂志嘛，我读遍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无所事事，不是把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外面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敲响时，她是多么惆怅！她呆呆地细听那喑哑的钟声，一下接一下。屋顶上，有只猫拱起背，在黯淡的夕照下，慢条斯理地走动。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单调的钟声，按着均匀的节奏，还在敲响，消散在田野里。
这时教堂里的人出来了。妇女们穿着上过蜡的木鞋，农夫们穿着新罩衣；孩子们没戴帽子，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大家都往家里走。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总是那几个，留在客栈大门口打瓶塞，一直要打到天黑。
冬天寒冷，每天早晨，窗玻璃结满霜花，宛如毛玻璃，透进来的日光白蒙蒙的，有时整天不见变化。一到下午四点，就得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