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且是万世载誉的美德，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更是人生最基本的自律要求。唐代张九龄在《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中说：“不能自律，何以正人？”诚信主要靠自律，他律是自律不足时的补充手段。他律具有强制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如果一个人不自律，犯了诈欺罪，即使把他抓住坐牢，得到了法律的治裁，日后出来仍不思悔改，还想着再去欺骗他人，这样的他律没有起到治本的作用。相反，自律在诚信行为的养成中起着治本的作用，自律就是从严要求自己，自觉用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不诚信的念头一萌生就会遭到扼杀。这样的自律较他律更彻底，更有效。
精彩典故：
张说不作伪证
张说，字道济，唐代文学家。武后策试贤良方正，张说对策第一，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累官至凤阁舍人。
关于张说不作伪证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官至凤阁舍人的时候。当时，狄仁杰死后，魏元忠当了宰相。武则天宠幸张昌宗、张易之两个官员。这两人权势很大，满朝文武官员见了他们都要让三分，唯独宰相魏元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魏元忠是个硬汉，三次遭诬陷被流放，还差点被处死，他都没有屈服。他在洛州担任刺史时，张易之的仆人在大街上仗势闹事，行凶作恶，魏元忠知道后，即将那仆人捉拿到堂，一顿板子打死了他。为此，张昌宗和张易之把魏元忠恨得要命，必先除之而后快。
长安三年（703年），张昌宗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谋反，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大怒，即刻把魏元忠打入大牢，准备亲自审问，并要张昌宗、张易之当面对质揭发。张昌宗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地去找魏元忠的部下张说，胁迫他作伪证，并许诺只要张说答应作伪证将来就提拔他，张说假意应允了。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所有宰相，让张昌宗与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根本不承认有那回事，两人争了半天也无结果。张昌宗说：“张说亲耳听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武则天立刻传令张说进宫。
张说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魏元忠见张说进来，就大声吼道：“张说，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人吗？”张说回过头哼了一声说：“魏公枉做宰相，竟说出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见张说的话头不对，赶忙催促道：“你别去管他，快来作证。”张说于是向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张说与魏元忠共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并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今天如果帮昌宗作证那么我立即就可以做大官，而帮助元忠就会遭致灾祸呢？但是我畏惧元忠冤魂，不敢诬陷他啊。”
武则天是个聪明人，一听张说的话就知魏元忠的确是冤枉，但她又不愿让张昌宗下不了台，就骂张说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令侍从将张说抓起来，随后又派人继续审讯。张说横下一条心，一口咬定就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什么谋反的话。武则天没有抓到魏元忠的证据，但还是撤了他的宰相职务，并将张说判了流放罪。
张说非常清楚自己讲诚信可能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他为什么要坚持不作伪证呢？他说是“畏元忠冤魂”，其实也就是怕自己良心难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都为他感到不值，但他却说：“我帮张昌宗作伪证虽然可以升官，但是我的良心怎么能安宁呢？与其终日背负着良心债，还不如被流放生活得潇洒快乐。”
当代镜鉴：结伴诚信，快乐生活
为什么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罪犯，有的人成为义士，有的人成为懦夫？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的行为？人不是一个无从捉摸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必然有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个力量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它就是“快乐与痛苦”。可以说，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不是为了逃避痛苦便是为了寻求快乐。
在痛苦与快乐的驱使下，每个人面对诚信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人选择坚守诚信，有的人选择失信。失信虽然能够给人带来暂时的外在的满足，却让人长期受良心的煎熬，背负着大痛苦。而诚信给人带来的却是内心恒久的大快乐。是选择大快乐还是选择大痛苦，这需要做人的智慧。
一个年轻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将“诚信”丢弃到了水里，只带上了地位、竞争、快乐上路。“诚信”拼命地游着，最后来到了一个小岛上。“诚信”就躺在沙滩上休息，等待哪位路过的朋友允许它搭船，救它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