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关乎统治者本身的体力和精神，那么显而易见，它一定在人的身外，就是在统治者和民众的相互关系之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恰是如此，这个历史的兑换处，许诺将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民众意志的总和，民众意志以公开或默许的方式转移到民选的统治者身上。
法学讨论应该如何建设国家和配置权力，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在法学的领域里这一切都清晰明了，但是，一旦运用到历史，权力的这个定义就需要再作解释。
法学之于国家和权力，就像古人之于火，把它视为绝对存在的东西。但就历史而言，国家和权力不过只是现象，正如现代物理学看到的作为现象的火已经不是元素了。
由于历史与法学观点上出现了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因此，法学虽然可以详尽地分析权力应该如何构成，阐释何谓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权力，当历史提出：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的意义究竟何在？法学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权力是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民众意志的总和，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民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拿破仑一世就成了这样的代表？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隆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1237]，而后来他抓起来的那些人也成了罪犯呢？
有时候只有三两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发生了，那民众的意志也转移到了新的统治者身上？在国际关系中，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民众意志就轻易地转向了征服者？一八零八年莱茵联盟[1238]的意志就真的转交给了拿破仑？一八零九年俄法联军攻打奥地利的时候，俄国民众的意志也转交给了拿破仑？
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第一，要么承认民众意志总是无条件转交给民选的某个或某些统治者，因此任何新的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已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该被视为对现有权力的破坏。
第二，要么承认民众意志是在一定情况下，或者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有条件地转交给统治者，并且指出，民众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甚至摧毁，都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恪守权力移交时的条件造成的。
第三，要么承认民众意志虽然是有条件地转交给统治者，但这种条件并不明确、并不为人所知，许多权力的出现、相互之间的斗争和消亡，都是因为民众意志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条件被这些或那些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满足。
历史学家对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也有三种这样的诠释。
一些历史学家，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专题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不明白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天真地以为民众意志的总和似乎是无条件地转交给历史人物，因此，他们在描述某种权力的时候，总把这种权力视为绝对的真正的权力，而任何反对它的势力都不是合理的，都是对权力的破坏，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时代和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而在各民族同时出现多种不同的势力，并且这些势力相互斗争的复杂的动荡时期，这种理论就有不便之处了，因为保皇派的历史学家会认为，国民议会、督政府和波拿巴都只不过是对权力的破坏，共和派波拿巴派将会分别证明，国民议会和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它的一切都是对权力的侵犯。显然，这些历史学家都各执一词相互攻击，他们对权力作出的解释只能哄哄最无知的小孩子。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就说权力建立在民众意志的总和之上，民众的意志有条件地向统治者转移。历史人物只有实施了民众意志默许给他们的纲领，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享有权力。可这些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些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使告诉了也常常自相矛盾。
每一个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理解，认为这些条件无外乎法国或者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富强、自由或者公民教育。但姑且不说历史学家们谈到这些条件时矛盾重重，就算存在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还是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民众的教育，那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1239]能在王位上安享太平，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民众处死？这些历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时会说，路易十四确有一些违背纲领的行动，以至于使后来的路易十六受到惩罚，可为什么受惩罚的不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路易十六？实施这种惩罚的期限究竟有多久呢？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们几乎无从理解，民众意志的总和好几百年都掌握在那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怎么在五十年间突然就转向国民议会、督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后来又转向拿破仑、查理十世[1240]、路易﹒菲利普[1241]、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民众的意志这么迅速地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在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在论述国际关系、连年征战和各种联盟的时候，这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当中的某些已不再是民众意志的正常移交，而是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狡诈、错误、阴谋或者软弱纠缠在一起的偶然使然。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部分的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不是民众意志自然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错误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绝对权力的破坏。这样一来，这些历史学家就把这些历史事件看作对其自身理论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