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
历史是一门关于各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学问。直接抓住某些字词来理解历史——不要说整个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叙述起来都是不可能的。
以往的历史学家叙述和体验一个民族似乎难以捉摸的生活的时候，总是采用同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一般只叙述作为一个民族统治者的个别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认为，这些统治者的生平事迹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历史。
那些个别人物通过怎样的方式迫使他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呢？又是什么支配了这些个别人物自己的意愿？古代的历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针对第一个问题，他们承认神的意志的存在，正是这样使得整个民族服从于神的一个选民；针对第二个问题，他们还是承认神的意志的存在，正是神指引他的选民去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
只要相信神直接干预了人类活动，古代的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代史学从理论上否定了这两条原理。
现代史学否定了古代人关于人听命于神和神指引各民族奔向一个既定目标的信仰之后，那么接下来所要研究的就不应该是权力的外在表现，而应该是权力形成的深层原因，但现代史学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古代的观点，实践中却继续加以遵循。
古代历史中的核心人物要么权力神受，要么直接受神的意志支配，现代史学取而代之推出的要么是一些有着非凡天赋和超人才能的英雄，要么就是从君王到记者形形色色的民众领袖。以前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纷纷确定了合乎神的旨意的目标，现代史学则否定这一切，进而宣称自己是为了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人民的福祉，并由此抽象出最高的目标，即为了全人类的文明和幸福，而这里所谓的全人类一般仅指大陆西北一隅的几个民族。
现代史学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能推出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观念，实际情况下的逻辑迫使那些在想象中否定君权神受和命运劫数的历史学家与古人殊途同归，他们不得不承认：一，各族人民是由个别人物领导的；二，存在一个已知的既定的目标，并且各个民族和全人类都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从吉本[1226]到巴克尔[1227]这些现代史学家，他们的著作中虽然好像存在分歧，甚至还有些新颖的观点，但整套论述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过去这两个旧的无可回避的原理之上。
首先，这些史学家只叙述他们所认定的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一些人坚持认为只有君主、军队统帅和国务大臣这样的人才是领导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除了君主和演说家之外，还包括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的活动；其次，这些史学家明确人类前进的目标（一些人认为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力强盛就是人类前进的目标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上被称为欧洲的那个小角落里的人人知道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的巴黎出现了骚乱，它不断膨胀、蔓延，表现为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次运动几次向东扩展，并与从东向西的逆向运动发生碰撞；一八一二年，它东进到极点——莫斯科，紧接着，一个从东向西的运动与它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对称，完全以它为模板，把中欧各个民族卷入自己的一方。这次逆向的运动，也到达了西方的极点——巴黎，然后平息了下来。
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成片的房屋被火烧毁，商业改变了原有的发展方向，成千上万的人穷困潦倒，有的却大发国难财，有的则离家背井远徙他乡，更有无数信奉普爱众生教义的基督徒自相残杀。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使得这些人烧毁房屋残杀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迫使人们这样做呢？所有的人在接触到过去那个时期的运动文献和传说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向自己提出一些天真的却又最为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人类健全的理智就会向历史科学寻求帮助，因为历史科学的宗旨就是为了各个民族和全人类达到真正的自我认识。
如果现代史学仍然坚持古代的观点，认为是神赐予了拿破仑权力，并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他，从而实现神奖赏或惩罚自己子民的目的。这样的解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神赐予拿破仑的意义或价值，但在这些深信不疑的人们的眼里，这个时期的全部历史不仅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不存在任何一丝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