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支军队都由不同等级的人组成，处于最底层的往往是人数最多的列兵；其次是层次稍高一点的军士、士官，这些人的总数比列兵要少；再接着就是人数更少的军官，依此类推，直至权力集于一身的最高军事首脑。
军队酷似一个圆锥体，直径最长的锥底由列兵组成；比锥底较高的截面由层次稍高一点的军士、士官组成；依此类推，锥顶的位置就是统帅了。
人数最多的列兵构成圆锥的锥底和整个基础。列兵直接烧杀掳掠，他们本身并不发号施令，都是接到上层旨意才这样做的。士官（他们的人数就比较少了）这样做的比较少，但已经能发布指令了。军官这样做的更少，命令却发得更多。将军只是指挥军队，指定目标，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统帅就更不会直接参与战斗，他只是对整个战事做整体的部署。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任何团体中——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部门都概莫如此。
因此，无须刻意地将连成一体的圆锥的各个部分一一分解，无须人为地将一支军队或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部门中具有不同称号或地位的人从最低到最高一一划分，我们就可以看出人们为了采取共同行动相互之间结成某种关系所依据的法则：直接参与行动越多，发出的命令就越少，这一类的人就越多；直接参与行动越少，发出的命令就越多，这一类的人就越少；依此类推，从最底层直到最高层的那个人，直接参与行动最少，在活动中发出的命令却最多。
命令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所有事件都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恢复了时间条件，我们发现，命令只有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存在某种关系时才能得到执行；恢复了命令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也发现，由于命令的发出者自己本身的特点，他们极少参与事件当中，而仅仅只限于发号施令。
七
当某一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想法或意愿，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共同行动造成的，那么这些表达出来的想法或意愿总有一个会实现，哪怕只是大致上实现。当有一个想法被满足的时候，这个想法就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发生的事件相关联。
比如说，要拖一根原木，每个人都发表意见，应该怎么拖，拖到哪里去。人们把原木拖了出来，这表明，这是按照他们当中某个人所说的才拖动了，也就是照他的命令去做的。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些用双手干活越多的人，就会越少地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会越少地考虑这种共同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也就越少地发号施令。那些发出命令越多的人，因为他是以言语参与行动，显然可以较少地动手。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为了某一目标而共同行动时，就越是分明地划分出一类人，他们直接参与共同行动越少，发出的号令就越多。
一个人单独行动的时候，心里头总会一系列的想法，这些想法指导了他过去的行动，为他现在进行的活动辩护，他甚至作出了将来行动的一番设想。
一个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共同的行动思考、辩驳和估测。
因为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原因，法国人开始互相残杀。与此相对应，用民众的意志进行辩解：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和民主，非如此不可。人们停止了互相残杀，相伴相生的辩词又出现了：为了统一权力，为了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残杀同类，与之相伴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鄙等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就跟说杀人是因为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千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一样，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充满了矛盾，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辩解却都是必然的。
这些辩解为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开脱了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标就像火车开动之前清扫轨道的刷子一样，也是为进行共同行动扫除道德上的顾虑，没有这样的辩解，就无从解释在考察每一个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如何走向集体犯罪？如何走向了大肆地征战和屠杀？
在欧洲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目前这样复杂的程序下，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事件不是按照君主、大臣、议会、报纸等策划和指令而发生的吗？存在某种不在国家统一、民族自决、欧洲均势或人类文明这些理由中为本身辩护的共同行动吗？因此，任何事件的发生必然符合某种表达出来的意愿，在找到为事件本身辩护的理由的同时，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轮船不管往哪个方向行使，在它前面总能看到被劈开的水痕。对轮船上的人来说，波浪的起伏是唯一可见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