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力的概念都有不同的认识，他们理解的力与见到的运动所用的力并不对等。一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就像第一个农民，以为火车头里有鬼；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几种其它的力带动而产生的，就像第二个农民，看到轮子的转动带动火车头前进；还有一些人坚持智力的作用，就像第三个农民，转而关注被风吹走的烟。
到此为止，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人物——不管他们是恺撒、亚历山大，还是路德[1235]、伏尔泰，而不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所有人，那么，没有迫使人们向着同一个目标运动的力的概念，叙述人类的运动就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权力，就是历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进行现在这样的叙述时，这种概念是掌握历史材料唯一的旋钮，谁要是像保克尔那样折断了这个旋钮，又不知道处理历史材料的其它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这些材料的最后的机会。为了解释历史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权力这一概念，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表面上似乎摒弃了权力的概念，实际却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它。
历史科学在面对有关人类的各种问题时，至今仍然像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只要没有出现拿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它可以流通，可以使用，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职能，对谁都没有坏处，甚至很有益处。只要把英雄人物的意志如何造成了事件这一问题抛诸脑后，梯也尔之流撰写的历史著作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充满教益的，除此之外，也许还有那么一些诗意。但是，就像因为纸币印制容易、发行过多，或者因为大家急于兑换黄金，于是就怀疑纸币的真实价值一样，同样的道理，因为这一类的历史著作过多过滥，或者因为有人天真地问了一句：“拿破仑究竟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一切？”也就是当大家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著作的真正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却像另一类人——他们认为纸币有时候不太方便，就决定用比密度小于黄金的金属铸成硬币以取而代之。铸造出来的硬币确实叮当响，但也仅仅只是叮当响而已。纸币好歹还可以糊弄无知的人们；但那些只会叮当响却毫无价值的硬币蒙骗不了任何人。正如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交换，还有实际的用途一样，通史学家只有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历史的这一本质问题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可是，通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漏洞百出，文化史学家则干脆绕开这一问题，作一番毫不相干的解释。就像貌似黄金的金属的筹码只能在承认它可以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对黄金属性毫不知情的人们中间使用，同样的道理，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在没有回答人类那些本质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出于某种目的，不过是充当了在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作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在古人的观念中，人民的意志服从于神的一个选民，而那个选民的意志又服从于神，现代史学对此表示否定之后，就必须从下面两者中任选其一，否则每走一步都会矛盾重重。第一，回到原来的信仰，接受神干预人类事务这一说法；第二，解释清楚究竟什么造成了历史事件，即何谓权力的力量。
选取前者不太可能，因为旧有的信仰已被破除；因此只有转向后者，阐明权力的含义。
拿破仑命令军队集结参战，我们对这种看法习以为常，我们熟视无睹以至于觉得，他一声令下为什么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他有权力，所以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和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赐予了他权力，那么这个答案就相当令人满意了。但只要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确定一个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建立在一个强人对一个弱者直接的体能优势之上的那种权力，像赫拉克勒斯[1236]那样，使用体力或者以体力相威胁；同时也不可能是某些天真的历史学家想当然的那种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的那种权力，在这些人眼里，历史上的活动家都是英雄，都具有高尚的精神、非凡的智慧、以及所谓罕见的天才。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姑且不说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人物，有关他们的道德评价还众说纷纭，单是千百万人的统治者，无论路易十一还是梅涅特，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大多数在精神比都远远不如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