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希望下雨，就说“风吹乌云集”，想要天晴，就说“风吹乌云散”，并不懂得下雨的真正原因。通史学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想这么说并且这么说与其理论相符合的时候，就说权力是事件的结果，一旦需要论证其它的观点时，又说权力是事件的原因。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的文化史学家，走的就是通史学家的路子，有时把作家和女人也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但他们对这种力量作了另外一番理解，认为它就是所谓的文化和智力活动。
文化史学家完全沿袭前辈通史学家开辟的道路，这是因为，既然历史事件可以通过某些人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关系来阐明，那为什么不能用某某人写了某些书来解释呢？这些文化史学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伴随的大量特征中选取了智力活动这一项，并宣称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智力活动造成了历史事件，我们却只有在作出重大让步的前提下，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众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共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假设，智力活动支配了人们的活动，因为这些现象，像宣扬平等思想而引起的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残忍的屠杀，宣扬博爱精神所引起的最为罪恶的战争和死刑，都无法证明这种假设。
但是，即使假定这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述都是正确的，即使假定各个民族确实是受了某种被称为思想的模糊力量的支配，历史的本质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或者说根本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在以前所说的君主的权力、通史学家所补充的参谋和其他人的影响之外，应该增加一种新的分力——思想，而思想与民众的关系还有待阐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再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所以事件发生了，也可以理解；但一本《社会契约论》如何使得法国人互相残杀呢？不把这一点讲清楚，不把这种新的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讲清楚，文化史学家宣称的这一切就无从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有可能在人们的智力活动与其历史运动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活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以及任何其它行业之间都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为什么文化史学家就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就令人费解了。文化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撰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承认自己所处阶层的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士兵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这一点他们只不过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撰写历史）；第二，什么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那些意思更加含混不清的字词，也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胡编乱造出五花八门的理论来。
但是，姑且不说这一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如何（也许它们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来说可能还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史学越来越接近于通史，总是详细而认真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政治学说，并把它们归结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每当需要描述一八一二年远征这些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时，文化史学家就不自觉地把它描述成权力的产物，甚至直接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这样一来，他们就身不由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或者说这种情况表明，文化史学家臆想出来的新的力量并不能足以说明整个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三
火车头在行驶中。有人问，它为什么会动？第一个农民说，是鬼神在推着它走；第二个说，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还挺有把握，说是因为烟，烟都被风吹掉了。
农民的理由是难以辩驳的。要想驳倒第一个农民，就得有人出来向他证明，这世上没有鬼，或者有另外一个农民对他解释，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鬼神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直到发现漏洞百出，他们两个才知道都错了。但是那个把原因归于轮子转动的农民也会推翻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只要开始加以分析，就得想得更深更透，就得说明轮子为什么转动。在他没有弄清楚锅炉里的蒸汽压力是火车头行进的最终原因之前，他就没有停止探索的权利。第三个农民坚持认为风吹走了烟所以火车头行进，显然是觉得不能把轮子转动当作原因，就把自己身边最近的表象想当然了。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所见到的火车头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够解释火车头为什么会运行。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各民族全部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解释各民族运动为什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