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阿芙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只有这两个人物例外，我偶然地冒昧地给他们取了非常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可爱的真实人物的名字。这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源于这两个人物特殊的代表性，但我在这方面的错误仅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认同，书中的这两个人物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毫无相似之处。所有其他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对我而言，甚至根本就没有传说中或者现实中的确定原型。
五、关于我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与历史学家的叙述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述一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关注的对象完全不同。就像历史学家，如果试图把历史人物的完整性及其与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部复杂性刻画出来，那样做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艺术家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意义，那么也就完成不了艺术家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在白马上拿起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1253]也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自己在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玛丽娅﹒费多罗夫娜太后也并不总是身披白鼬毛皮的皇袍站着，一手按住法典：可民众总把他们想象成这样。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某个目标的提出对历史有所促进这层意义上，是存在英雄的；而对艺术家而言，在与生活各个方面的相适应这个层面上，不会也不可能存在英雄，而只应该是普通的人。
历史学家有时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所有行为归结为他所专注的这个人物的思想。艺术家却相反，从这种思想的单一性本身就看到了它与自己任务的矛盾，艺术家努力要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普通的人。
在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中，这种分歧就更为显著和重要了。
历史学家关注事件的结果，艺术家则关注事件本身。历史学家在叙述一场战役时会说：某某部队左翼向某某村庄推进，击退敌军，但被迫撤退；于是骑兵发动进攻拿下据点，等等。历史学家说的不外乎这些。可在艺术家看来，这些话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没有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或者凭借自己的经验，或者根据人们的书信、笔记和讲述，得出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认识，而历史学家对某某部队的活动（比如某个战役）所作的结论，与艺术家所得出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立的。二者结论的差异在于是汲取材料的来源不同。历史学家（又以某个战役为例）主要依赖的是局部战役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艺术家不可能从这些材料中汲取任何东西，对他而言，这些材料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解释。不仅如此，艺术家还发现其中少不了谎言，也就丢在一边了。敌我双方对每一场战役的描述几乎任何时候截然不同，每一场战役的描述，因为需要用几句话描写成千上万的人的行动，而这些人分散在几俄里之远的战区，由于恐惧和羞耻以及在死亡的威胁下精神极度兴奋，要使这所有的人都疲于奔命，就少不了谎言的参与。所有这些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学家在描述一场战役时常常这样写道：某某部队被派去攻打某个据点，然后奉命撤退等等，好像认为练兵场上那种使几千人服从一个人的纪律，能在你死我活的战场发挥出同样的作用。任何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公正[1254]；作战报告却是基于这种看法写成的，历史学家对战争的描述又是以这些作战报告为依据。如果您在某场战役刚刚结束就去走访所有的部队，哪怕在第二天、第三天都行，只要在作战报告还没有写好之前去，问问所有参战的士兵，问问高层和低层的指挥官，请他们讲述战争的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就会讲出所有的体验和见闻，您就会产生一种恢弘的复杂的无限多样的和沉重的模糊的印象；您不会从任何人那里，尤其不会从总司令那里了解到整场战役是如何进行的。但是两三天之后，作战报告开始呈上来了，能说会道的人开始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最后还写了一个总的报告，并且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个部队对这场战役的总的看法。每个人都轻而易举丢掉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接受了这套骗人的但却清晰的常常使人得意的说辞。一两个月之后再去走访那场战争的亲历者——您从他的讲述中再也听不到以前那样原汁原味的生活素材，听到的只是作战报告中提及的那点东西。许多健在的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的聪明人就是这么对我讲述的。所有的人都如出一辙，所有的人都是根据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255]、格林卡[1256]等人不正确的描写进行讲述；虽然讲述者相互之间可能隔着好几俄里，但就连他们讲述的一些细节也总是惊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