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高兴，又很疲倦，口里直喘气，说不出其它的话来。
他整整站立了四十八个小时，两天两夜未合眼，一直在拉丁区的街垒那边值勤，在朗布托街作战，营救了三名轻骑兵，并随同杜诺瓦伊耶的连队进入杜伊勒里宫，随即又开到众议院，然后又进驻市政厅。
“我就是从那儿过来的！一切都很顺利！人民胜利了！工人和资产者拥抱在一起！啊！我真想把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你们！这是多么英勇无畏的人啊！真是了不起！”
他没有发现他们没有武器，继续说道，“我肯定可以在这儿找到你们！那一时刻真是危险啦，但这算什么呢！”
他脸上流着血，两位朋友问他是怎么回事：
“唉！这没什么！是被刺刀划伤的。”
“可是，你应该去看一看。”
“嗨！没必要吧！我身体棒得很，这算啥？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了！现在我们都会幸福的！刚才同我聊天的几位记者说，人们马上要去解放波兰和意大利了！今后再也没有什么国王了！你们懂吗？天下都自由了！整个天下都自由了！”
他朝远处的天际扫了一眼，以胜利者的姿势叉开双臂。这时，有长长的一大群人跑向河边的平台上。
“啊！糟了！我忘记了！堡垒被占领了。我必须到那里去！后会有期！”他转过身，向他们高声喊着，手里举着枪，“共和国万岁！”
一团团滚滚的浓烟，带着零散的火星，从王宫的烟囱里冒出来，远处响起了钟声，好似受惊的羊儿在叫唤。胜利者从左右各方发射出子弹。弗雷德利克虽然说不是一位起义的战士，但也感到自己高卢人的血液在沸腾。热情洋溢的人群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骚乱的空气中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他痛快地吮吸着。然而，在一种巨大的爱和崇高而普遍的同情之心的冲击下，他感到全身在颤抖，好像全人类的心就在他的胸中跳动。
余索奈打着呵欠说：
“现在也许是去教育人民的时候了！”
弗雷德利克跟着他来到交易所广场余索奈的通讯社，他开始以抒情的风格给《特鲁瓦日报》写一篇有关这次事件的报道，一定要写出一篇真正的好文章来——他亲自签上名的。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一家小酒店吃晚饭。余索奈一直沉思着，革命的荒诞超过了他自己的荒诞。
喝完咖啡后，他们来到了市政厅，看看那里是否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因为他顽童的本性总是改不了。他像一只羚羊一样越过街垒，用爱国的下流玩笑来回答哨兵的盘问。
在火炬的照明下，他们听见了临时政府宣告诞生。最后，到了半夜，弗雷德利克累得筋疲力尽，就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他问帮他脱衣服的仆人：
“怎么样，你高兴吗？”
“是的！先生，当然高兴！但是，我不喜欢民众疯疯癫癫！”
第二天早晨醒来，弗雷德利克想到了戴洛里耶。他一口气跑到他的家里，律师刚刚出去，因为他已被任命为外省委员。头天晚上，戴洛里耶设法会见了勒德吕·罗林勒德吕·罗林（1807—1874），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民主派领导人之一，1848年任临时政府委员。，以各大学的名义与他纠缠，最后才算弄到了一个位子，一个差使。不过，据门房说，他下个星期可能会写信来，告诉他的地址。
事后，弗雷德利克去看女元帅。她气鼓鼓地接待了他，因为她抱怨他撇下她一个人不管。他向她保证说，外面已经平安无事了，她的怨恨才烟消云散。现在一切都平静了，没有任何理由再害怕了。他拥抱着她，她宣布自己拥护共和国——就像巴黎大主教已经宣布过的那样；就像有些人以神奇而迅速的热情作出积极响应一样，例如：大法官、行政法院、法兰西学院、法国元帅、尚加尼埃尚加尼埃（1793—1877），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曾任巴黎城防司令。、德·法鲁德·法鲁（1811—1886），曾任天主教自由派议员，国家学会会员，还做过短期教育部长，为天主教争取到自由教育的权利。先生；就像所有的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即主张恢复拿破仑帝国的帝国派。、所有的正统派和为数众多的奥尔良党人所做的那样。
君主政体土崩瓦解，其速度如此之快，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最初的惊恐过去之后，资产阶级看见自己还活得好好的，无不感到惊讶。有几个盗窃犯未经审判就被处决，大家认为是一件很公正的事情。整整一个月，人们都在反复谈论着拉马丁关于红旗的那句话：“红旗只是在玛斯校场上绕了一圈，而三色旗却1848年2月25日这天，临时政府在市政厅宣告成立，一些起义群众拿着红旗冲进市府，要求以红旗作为国旗，拉马丁坚决主张以三色旗作为国旗，并当场发表演说：“我至死反对红旗，因为你们带来的红旗只是在玛斯校场上绕过一圈，上面还沾满着人民的鲜血；而三色旗却以祖国、光荣与自由的名义环绕过全世界。”所以，临时政府决定采用三色旗。……”等等；于是大家都站在三色旗的阴影下面，每个党派只看到三色旗中代表自己党派的那种颜色，一旦这个党派变得最强大的时候，它就表示要取消另外两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