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言：
孔子同时为樊迟解答了“知”与“仁”的内涵，而樊迟开始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似乎又在说二者之不同。于是孔子再作解释。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可惜樊迟还是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朱子曰：“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于是子夏再作解释，这才算说清楚了。知与仁原来是一致的。
延伸思辨：自知方可知人，知人才能用人
孔子在《学而》一章开篇之处告诉我们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且又在这一篇的末尾里再次语重心长地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恰好首尾照应。给我们的提示是，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即便是被人误会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自己行得正，光明磊落，当扪心自问时无愧疚之心便可。同时又不可以不了解别人，了解别人也是对人的一种礼貌与肯定，在了解别人的基础上才会有宽容的心态与之相处。另外，了解别人也是对自己负责。
大凡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明“自知”和“知人”的重要性：知人善用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知人善任的前提是知人“所长”，就是识人。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如何正确地识人，在于你的内心境界、阅历及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将决定你是否能正确认识他人，进而正确用人。
精彩典故：
李世民知人善任
在孔子看来，能够知人、识人就是“智”的体现，能够知人的人当然也就是智者了。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既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又要结合事情的难易。用人艺术需要敏锐的洞察眼光和正确的协调手段，而且用人得当与否直接关乎成败。
古人在知人用人上早已有了自己明确的认识，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知人善任、用人善用其所长的君主。据《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用人之道为：“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名主之任人也由是也。知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人，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方才有了百姓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评论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更优秀。”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进谏，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在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洁，疾恶如仇，在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来说，我也有一日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连连称是。
从王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上，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林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许衡的用人之道
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国初期，颇感百废待兴、人才匮乏，他的一位重要谋士许衡就向他提出了“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知人不易”的观点。
许衡认为人性有易和险的区别，平易的人容易让人了解，而城府深险的人则不易了解。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本就和下面的人存在很大的距离，因而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统治者面对的是一大批人而不是几个人，“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