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与君子一起做事很开心，也很容易。这是因为君子胸怀坦荡，没有什么偏见与私心，你要和他提个建议，不用考虑是否合适等问题，只要合理他就会接受。但是，如果你要想讨好君子就比较难了，这是因为君子的内心很正直，他们做事情就是秉公办理，而不会和你讲私情，也不会因为你给他说两句好话，就能讨好他。而小人正好相反。如果你想讨好小人那很容易，只要投其所好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和他一起共事就难了，小人永远只会考虑他的私利，他的眼中没有大局。大难来临的时候小人的眼中也只有他自己，所以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
北宋时，王安石实行新法，任用了吕惠卿等小人，而排挤司马光等保守派。但为人正直的司马光不计政治上的恩怨，依旧写信给王安石，劝诫他要提防自己身边的小人，他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
属于保守党的司马光虽然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之策，但作为一个与王安石多年同朝为官的老朋友，他很推崇王安石的人品学问，因此尽管他们政见不同，他还是向王安石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他告诉王安石应该远离小人。同时，司马光凭着他的知人之明，告诉王安石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德行操守欠缺的人，司马光甚至直指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
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十多年，事王安石以师礼，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王安石变法中，吕惠卿的地位仅次于王安石。但吕惠卿实在是一个城府很深而又阴险狡猾的小人，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在他的策划下，皇帝信赖的、被誉为“朝臣典范”的司马光被扳倒了。为了独掌大权，他对昔日的恩师、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反戈一击。
在熙宁六年（1073年），当时国家自然灾害频繁，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的大旱更叫人心悸。在那个年代，自然灾害往往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惩戒。此时已变成王安石的政敌的吕惠卿用“天变”来攻击他，并且诬告王安石参与谋反。吕惠卿一再陷害王安石，他把保存好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这样的字样，在当时这就足以构成欺君之罪了。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已无法待下去了，想到此前种种，他心灰意冷，请求辞官归隐，得到了皇帝的准允，于熙宁九年（1076年）回到了金陵，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这正应验了司马光信中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要反过来咬主人了。
人们常说世态炎凉、人走茶凉，就是针对这样的势利小人而言的。小人总会在别人得势的时候来奉承，而看到朋友失意时则远离，甚至加害于人。唯有那些在我们顺境之时并未有奉承，而当朋友失意时会送来安慰和鼓励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这样的人刚正不阿，也是孔子所说的大丈夫。
小人之所以可怕，不在于他和你唇枪舌剑地明着唱反调，而在于他暗地里给你放几支暗箭加害于你。更有甚者，小人不会让你察觉他的真实意图，他们习惯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给你设圈套，而表面上他还会和你谈笑自如。这当然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但更为重要的是累积人生经验。
当代镜鉴：君子之道，和而不同
儒家要求每个人都应该从日常的小事情做起，锻炼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品德。如《中庸》所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即君子之道，就好比走极远的路一样，如此就能使人知道“自迩”；就好比登极高的山一样，如此就能使人知道“自卑”。
孔子还说：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的道理，是因为君子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反中道，是因为小人不明此理，无所顾忌无所不为。
关于“和而不同”，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古人云：“对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惠而不费，劳而不恕，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诸如此类讲的都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把握分寸。当今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心态、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处理人际关系时，更需要把握分寸，保持恰当的距离。所谓不卑不亢，就是一种中庸的君子之道，既要达到与人交往的目的，又不能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和独立性，就是要和而不同。这是做人、与人交际应该把握住的原则。
首先，人际关系，应是“和而美”的。凡遵循中庸的君子之道所作的决策，必有众人的共识作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予以贯彻实施，这就是“和”。 其次，个人品性修养方面，也要和而不同。孔子认为：做人如果自然本性胜于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胜于自然本性，则显得欠缺诚心；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 第三，在个人精神追求上，仍要“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要求人们常怀兼容精神，容许别人有言论、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应耐心、公正地去了解并给予容纳。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力求做一个真正的智者，像一个君子那样真诚相待，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