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可以给我倒一品脱，”老头坐下后嘟嘟囔囔地说，“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了。那会让我的膀胱憋得难受。再说价钱也贵。”
“从年轻的时候起，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吧？”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的灰蓝色眼睛从飞镖板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厕所的门上，好像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这间酒吧里似的。
“过去的啤酒更好喝，”他终于说，“也更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卖四便士一品脱，我们叫它‘瓦洛普’。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哪一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都有战争，”老头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再次挺直了肩膀，“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喉咙里那尖尖的喉结迅速地上下动了一动，啤酒便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前又拿来了两杯半升的啤酒。老头看来忘记了对于喝一升啤酒的偏见。
“你比我年纪大得多，”温斯顿说，“在我出生以前你已经成年了。你记得过去的日子，革命以前的日子。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候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在书上读到过，而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历史书上说，革命以前的生活和今天完全不同。那时有极为恐怖的压迫、不公和贫穷——恐怖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大批人一生从来吃不饱肚子。其中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九岁就不再上学，十个人住一间房间。同时，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大约几千人，叫做资本主义者。他们拥有一切可以拥有的东西。他们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用着三十个仆人，坐小汽车或者四匹马拉的马车，喝香槟酒，戴大礼帽……”
老头的脸色突然一亮。
“大礼帽！”他说，“真有意思，你竟然提到了这个。昨天我还想到它呢，不知为什么。我在想，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一顶大礼帽了。它们全都消失了。我最后一次戴它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不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然，那是为了参加葬礼特意租的，你知道吗？”
“大礼帽并不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关键是这些资本主义者——还有一帮律师和教士等靠他们生存的人——是世界的主宰。一切都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把你们像牛一样卖到加拿大去。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跟你们的女儿睡觉。他们可以用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打你们。你们经过他们面前一定要脱帽。每个资本主义者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的脸色又一亮。
“走狗！”他说，“这个词我很久没听到过了。走狗！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过去，真的。我想起来——哦，很多年以前——有时候，我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哦，我说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口才真好。他也没说自己的名字！‘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奴仆！’另一个称呼是寄生虫。还有鬣狗——他确实叫他们鬣狗。当然了，他指的是工党，你明白吗？”
温斯顿觉得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他说，“你有没有感到比过去更自由？更有尊严？在旧社会，那些富人，那些掌权的人……”
“上议院。”老头怀旧地插了一句。
“上议院，随你怎么说。我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把你们当作下等人对待，因为他们有钱而你们没钱？比如，你们要称呼他们‘先生’，经过的时候要脱帽，这是真的吗？”
老头似乎沉思了一会儿。他喝掉了四分之一杯啤酒，然后才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叫你见到他们时碰一碰帽檐。这表示尊敬。我本人并不同意，但我也经常这么做。没办法，就像你说的。”
“这些人和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你们推到路边的水沟里去？——这是历史书上说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老头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昨天的事一样。那天晚上有划船比赛——划船比赛的晚上总是很热闹——我在沙夫茨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绅士——穿着礼服衬衫，戴着大礼帽，外面套着黑外套。他在街上歪歪扭扭地走着，我不小心撞了他一下。他说：‘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我说：‘这条路又不是你买下的！’他说：‘你敢顶嘴，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我说：‘你喝多了。我马上就把你交给警察。’你信吗，他用手在我胸前推了一把，差点把我送到车轮底下去。那时我还年轻，我也想给他一下子，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