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草稿本放在膝盖上，将椅子往后退，尽量离电幕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连呼吸也可以控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但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跳，电幕非常灵敏，能够获取心跳的声音。他这样保持了大约十分钟，一直被恐惧折磨着，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例如，突然一阵风吹过桌面——使他暴露。然后，他没有再次打开那张照片，就将它与其他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也许，不出一分钟它就化为灰烬了。
那是十年或者十一年以前的事。要是今天，他也许会把那张照片保留下来。奇怪的是，即使现在来说，亲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个事实对他也很有意义，而照片本身，以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强了，因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
可是今天，假设能将它从灰烬中复活，那张照片也不会成为证据。当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与欧亚国作战了，那三个死去的人出卖情报的对象一定是东亚国的密探。从那以后，对他们还有其他的指控——两条、三条、他记不清有多少。证词很可能被一遍遍地重写过，直到原来的事实和日期不再有任何意义。过去不仅在变化，而且在不断变化。这种噩梦般的感觉最让他痛苦的是，他从来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欺骗。篡改历史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但最终动机却神秘莫测。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在想——他曾经想过很多次——自己是不是疯了。也许，疯子只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少数派。曾经，相信地球围着太阳转是疯子的表现，而今，相信过去是不可更改的也一样。他可能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因为唯一，所以是疯子。但是，发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也许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有催眠作用的眼睛一直看到人心里去。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它渗进你的头盖骨，敲打你的脑子，恐吓你抛弃信念，说服你几乎否定自己感官的证据。最终，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与五，而你只能相信。他们迟早会这么说：他们的逻辑要求这样。不仅经验的真实性，而且任何外部现实的存在，都被他们的哲学心照不宣地否定了。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倒不是他们会因为你的想法不同而杀了你，而是他们可能是对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与四？或者重力的作用？或者过去无法更改？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都只存在于思想中，如果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会怎样呢？
可是，不！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动地增强了。奥伯良的脸没有任何明显关联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以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良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的日记是为奥伯良写的——是献给奥伯良的：就像一封永远没有人读到的没完没了的信，但它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的，而且因此而具有了色彩。
党叫你拒绝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最重要的命令。想到与他为敌的巨大力量，想到任何党员知识分子都能毫不费力地在辩论中驳倒他，想到那些他理解不了、更加答不上来的深奥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可他是对的！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明显、愚蠢、真实的东西应该得到捍卫。真理就是真理，应当坚持！真实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没有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失去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他感到正在与奥伯良说话，又感到正在写下一条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与四的自由。如果能够获此自由，其余一切自然成立。
8
走廊尽头传来了一阵烘焙咖啡的香味——是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一直飘到街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有差不多两秒钟，他回到了几乎淡忘了的童年世界。这时，门砰地关上了，香味突然中断了，好像一段声音戛然而止。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溃疡处的静脉又开始跳了起来。三个星期以来，这是他第二次缺席社区中心的活动：这是个鲁莽的举动，因为肯定会有人认真记录你的出席次数。原则上，党员是没有空余时间的，而且除了睡觉，从来不独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除了工作、吃饭或睡觉，其余的时间都应该参加某种形式的集体娱乐：任何显示出有独处的爱好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总是被认为有点危险。关于这种情况，新话中有一个词，叫做“自我生活”，意思是个人主义和怪癖。可是今晚，当他走出真理部的时候，四月温和的空气吸引着他。天空是一种温暖的蓝色，比今年的任何时候都温暖，突然，社区中心里漫长嘈杂的夜晚，空洞无聊、让人筋疲力尽的游戏、讲座、用杜松子酒调剂的勉强的同志之情，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离开了车站，走进了伦敦迷宫似的街道，先向南，再向东，然后向北，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中，也懒得辨别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