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调查处工作。也许，“朋友”这个词不太准确。如今，你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但是，与有些同志在一起比跟其他人在一起更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事实上，他是庞大的正在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专家组成员。他是个小个子的家伙，比温斯顿矮一些，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眼球突出的大眼睛，带着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说话的时候好像总在仔细观察你的脸色。
“我想问你有没有刮胡刀片。”他说。
“没有！”温斯顿有点心虚似的急忙答道，“我哪儿都找过了。一片也没有。”
人人都在问你要刮胡刀片。实际上，他还藏了两片新的。刮胡刀片已经短缺了好几个月了。党的商店任何时候都有某种供应不上的必需品。有时是纽扣，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而现在是刮胡刀片。只能多少偷偷摸摸地从“自由”市场搞到一点，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已经六个星期没换刀片了。”他假惺惺地说。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下。停下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着塞姆。每个人都从柜台旁边拿了一个油腻腻的金属盘子。
“你昨天去看绞死囚犯了吗？”塞姆说。
“我在工作。”温斯顿无动于衷地说，“我想电幕上会放的。”
“那可差远了，”塞姆说。
他的目光嘲弄地在温斯顿脸上扫了一遍。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了解你。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绞死囚犯。”塞姆是个恶毒正统的知识分子。他说起直升机轰炸敌人的村庄、思想罪犯的审讯和招供，和在仁爱部地下室里执行的死刑，总是心满意足，让人感到不快。跟他说话时，经常要把他从这种话题上引开，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用他颇为在行、津津乐道的新话术语将他缠住。温斯顿把头稍稍往回转了一下，避开了他黑色的大眼睛的审视。
“绞刑很精彩，”塞姆怀念地说，“扫兴的是他们把囚犯的脚绑了起来。我喜欢看他们两脚乱蹬。最精彩的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是青色的——青得发亮。这是最吸引我的细节。”
“下一个！”戴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拿着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盘子推到铁窗下。每个盘子上迅速倒上了一份标准午餐——一个金属小盘子里盛着灰色中带点粉红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块奶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片糖精片。“那儿有张桌子，在电幕下面，”塞姆说，“我们顺道去拿一杯杜松子酒。”
杜松子酒盛在没有把的瓷杯子里递给了他们。他们穿过拥挤的餐厅来到一张金属台面的桌子旁，打开了餐盘，桌子的一角上有人洒了一摊炖菜，肮脏的汤水好像人呕吐出来的秽物。温斯顿拿起酒杯，停了一下，硬着头皮一口把这油腻的东西吞了下去。他眨着眼睛挤出眼泪，突然发现肚子饿了。他开始一勺一勺地吃炖菜，这东西稀汤寡水的，里面有一块块柔软的粉红色的东西，可能是肉。他们一声不吭地吃完了盘子里的炖菜。在温斯顿左后方的桌子上，有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刺耳的话音好像鸭子的叫声，穿透了餐厅里的喧嚣。
“词典进展得怎么样？”温斯顿说。他提高了嗓门，以便压过噪音。
“很慢，”塞姆说，“我正在做形容词。这工作真让人着迷。”
一提到新话，他立刻神采飞扬。他把小盘子推到一边，用一只纤细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奶酪，为了说话省点力气，他扑在桌子上。
“第十一版是最终版本，”他说，“我们正在确定语言的最终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使用，就没有人再用其它的形式说话了。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像你这样的人必须从头学起。我敢说，你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制造新词。完全不对！我们在消灭词汇——每天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把语言简化到只剩骨头。第十一版中的词在2050年以前决不会过时。”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咽了好几口，然后带着一种学究式的热情说下去。他黑瘦的脸庞生动了起来，眼中也失去了那种嘲弄的神情，变得如梦如幻。
“消灭词汇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损耗最多的自然是动词和形容词，但有数百个名词也可以取消。不仅有同义词，还有反义词。不管怎么说，有什么必要保留一个与另一个词意义相反的词？一个词本身就可以表示它的反面。以‘好’这个词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像‘好’这样的词，何必再要一个像‘坏’这样的词？‘不好’就够了——而且更好，因为它恰好是‘好’的反面，而‘坏’却不是。又比如，如果你想要一个比‘好’程度更强的词，何必要一串像‘优秀’、‘卓越’等等含糊无用的词？‘很好’就涵盖了这个意义了；如果你还想更强调的话，可以说‘极好’。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在用这些形式了，但在最终的新话版本中，这是唯一的形式。最终，所有好和坏的概念只用六个词来表示——实际上是一个词。你不觉得这很妙吗，温斯顿？当然，这本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