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以上共有三千间房间，地下还有相应的分支。三座外形和规模与之相似的建筑散布在伦敦各处。这四座建筑在周围的楼群中鹤立鸡群，站在胜利大厦的楼顶上可以同时看见他们。那是四部的所在地，整个政府机构由这四部组成。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大楼里没有一扇窗户。温斯顿从没进过仁爱部，甚至从未靠近过它五百米。除非有公务在身，否则谁也进不去。进去办事的人要穿过像迷宫一样的带刺铁丝网、铁门，和隐藏的机关枪眼。连外围的街道上都有面目狰狞的黑衣警卫巡逻，个个带着双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他已经将五官定格在一个安详乐观的表情，这是面对电幕时的最佳表情。他穿过房间走进小厨房。此时离开部里，他牺牲了一顿餐厅里的午餐。他知道厨房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一大块深色的面包，必须留作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下了一瓶无色的液体，纯白的标签上写着“胜利牌杜松子酒”。这酒闻上去有一种恶心的油腻腻的味道，像中国米酒。温斯顿倒出了一茶杯，硬着头皮像喝药一样一口咽了下去。
他的脸立刻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这东西像硝酸，喝的时候，后脑勺好像被一个橡皮棍子敲了一下。可是，紧接着，腹中的烧灼感便消退了，世界看起来更加美好。他从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掏出一支烟，烟盒上写着“胜利牌香烟”。他一不小心把烟卷竖了起来，里面的烟丝掉在地上。掏第二支烟的时候，他没让烟丝掉出来。他回到客厅，坐在电幕左侧的一张小桌子旁，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空白笔记本。笔记本有红色的书脊，封面上还有大理石状的花纹。
不知什么原因，客厅里的电幕位置有点不同寻常。一般的电幕都安在房间一头的墙上，可以把整个房间尽收眼底，可是这个电幕安在较宽的那面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墙壁浅浅地凹进去一块，温斯顿此时正坐在那里，那可能是造房子时留出来放书架的地方。温斯顿在那凹进去的一角里靠墙坐着，可以离开电幕的监视范围，至少离开它的视野。当然，他的声音还能听见，但只要呆在现在的位置，电幕就看不见他。他之所以想到要做眼前这件事，也是因为这个房间不同寻常的布局。
促使他做眼前这件事的，还有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这个笔记本。这是一个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细腻的纸张因为年头久了有点泛黄，这种纸至少四十年前就停产了。然而，据他猜测这本子的历史还要古老得多。这是他在贫民区的一家肮脏的旧货店的橱窗里看见的（哪个区他已经不记得了），第一眼他就忍不住想买。党员不能去普通的商店（那被称为“自由市场交易”），但是这个规定不太严格，因为要想弄到鞋带和刮胡刀片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别无它法。他在街上迅速地左右观望了一下，然后溜进店里，花两块五毛钱买了这本本子。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像做贼似的把本子放在公文包里带回了家。即使上面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是有违原则的。
他打算开始写日记。这并不违法（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果被发现，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至少要在劳改营里服刑二十五年。温斯顿在笔杆上装了一个笔尖，用嘴吸了吸，把上面的油去掉。钢笔是个古老的东西，现在即使签名也很少用到，可他偷偷弄到了一支，费了不少功夫，因为他觉得只有真正的钢笔才配得上这么漂亮细腻的纸张，墨水铅笔根本不配在这样的纸上划拉。事实上，他已经不习惯写字了。除了极短的便条，其余的一般都用听写机来记录，眼前的这件事当然没法用听写机。他把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然后停了一停，心里一阵战栗。落笔是一个决定性的行为。他用笨拙的小字写下：
1984年4月4日
他往后靠了一靠。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突然袭来。首先，他对现在是否是1984年丝毫没有把握。应该差不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他相信自己是在1944年或者1945年出生的，可是现在，人们确定一个日子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两年的误差。
他突然想到，他的日记是写给谁的呢？写给未来，写给尚未出生的一代人。他的思绪在纸上这个可疑的日期上徘徊了一会儿，因为撞上了一个新话的词语“双重思想”而停下了。他第一次意识到眼前这件事情的艰巨性。人怎么能和未来交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未来同今天一样，他的话便无人倾听；如果未来同今天不一样，他的困境便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