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定好了去见她的日期。到达二楼时，他站在她的门口，犹豫着不敢按门铃。这时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门打开了，来人说：“太太不在家！”听见这话，他心里简直是一种解脱，似乎一下减轻了沉重的负担。
然而，他碰见了她。第一次，他看见有三位太太同她在一起；另一次是下午，玛尔特小姐的书法老师来了。此外，阿尔努太太接见过的男子是从来不去拜访她的，由于怕别人说闲话，他也不再去了。
但是，每周星期三，他是照例要来工艺社的，以便别人邀请他参加星期四的晚宴。别的人差不多都走了，他还要呆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比勒冉巴尔呆的时候还要长，他要么假装观看一幅版画，要么拿着一张报纸看，最后，阿尔努问他：
“明天晚上有空吗？”
没等话说完，他就应承下来。阿尔努似乎很喜爱他，他教他怎样鉴别各种酒的技巧，怎样热潘趣酒，怎样烩烤山鹬；弗雷德利克很温顺地一一接受他的建议——同时还爱着一切属于阿尔努夫人的东西，她的家具、她的女仆、她的房子、她居住的街。
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几乎是一声不吭，两只眼睛看着她。她的右太阳穴上面有一颗黑痣，她头上的包头带比露出来的头发还要黑，边上总像湿润润的，她不时地用手指去抚弄一下。他熟悉她的每个手指甲的形状，他非常喜欢倾听她走近门时，真丝连衣裙发出的簌簌声，他偷偷地吮吸着她的手帕散发出的香味；对于他来说，她的梳子、她的手套、她的戒指都是一些特别的不寻常的东西，同艺术品一样地重要，几乎与活生生的人一样有生气；这一切都打动着他的心，增加着他的恋情。
他再也没有力量在戴洛里耶面前隐瞒她了，当他又一次从阿尔努夫人那里回来之后，似乎是出于无意，他把他从睡梦中弄醒，以便能够谈论她。
戴洛里耶睡在小木屋里，靠近水池，打着长呵欠。弗雷德利克坐在他的床脚头。他开始谈在她家吃的晚餐，接着讲了许多毫无意义的细节。在他看来，有些是表示轻蔑，有些是表示喜爱。比如说，有一次，阿尔努夫人拒绝挽着他的胳膊，而去挽着迪特梅尔的胳膊，弗雷德利克感到很悲伤。
“啊！真是少见多怪！”
说不定是她以前称他为她的“朋友”。
“请放心地去追她吧！”
弗雷德利克说：
“可是我不敢。”
“如果是这样，再就别想了！晚安。”
戴洛里耶翻过身去，对着靠墙的小通道，又睡着了。他一点也不明白这种爱情，把其视为青春时期最后的一种弱点。也许，他一个人的亲密友谊再也满足不了他，他想把他们共同的朋友联系在一起，每周聚集一次。
星期六上午九点钟左右，他们都来了。三幅阿尔及利亚式的毛织窗帘都一一精心拉好，一盏煤油灯和四枝蜡烛点着；在桌子中间，在啤酒瓶子、茶壶、一瓶朗姆酒和一些小花色蛋糕之间，一个装满烟斗的烟罐子陈列在那里。他们议论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在教授之间进行比较。
有一天晚上，余索奈带来了一位高个子年轻人，后者穿着一件袖口很短的外套，面部表情显得很尴尬。这是去年他们一起去警察分局要求释放的那位小伙子。
由于在上次打架中，没有将丢失的花边文件夹还给他的老板，后者指控他偷盗，威胁说要上法院告他；现在他在一家货运行当搬运工。余索奈早晨在一条街的拐角处碰见他，就把他带来了，因为出于感激，杜萨迪耶想见一见“另一位”。
他将自己精心保存的那个雪茄烟盒递给弗雷德利克，里面还是满满的一盒烟，他没抽，一直希望能够还给他。年轻人邀请他有空再来，他没有失约。
大家互相同情。首先，他们对政府的仇恨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无可讨论的至高无上的信条。只有马蒂龙一人试图为路易·菲力普辩护。大家常常用报纸上的一套陈词滥调来攻击他，例如：巴黎的巴士底狱工事指法国政府从1833年起，在巴黎兴建巴士底狱式的防御工事。、九月法律九月法律是法国政府针对1835年7月28日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而颁布的三条临时性法令。、普里查尔、基佐勋爵，——由于害怕冒犯了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所以马蒂龙只有默不作声。在中学学习的七年里，他从来没有因受惩罚而做过额外的课外作业；在法科学校里，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去讨教授们的喜欢。他平常总是穿着一件肥大的胶泥色的外套，一双橡皮套鞋；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却打扮得像一位新郎一样：穿一件翻领呢绒背心，打一条白领带，戴一副金手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