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桌锸彼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为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激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不谈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特气罗斯》一篇的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斯多的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尚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也必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恶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尼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派里克列斯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蕴、朝云、柳如是等参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碰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斯和恩格斯学说做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