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床上，所以有益于人的，理由大概如下：一个人睡在床上时，他的筋肉静息，血液的流行较为平顺有节，呼吸较为调匀，视觉听觉和脉系神经也大概完全静息，造成一种身体上的静态，所以能使心思集中，不论于概念或于感觉都更为纯粹。就是在感觉方面，例如：嗅觉和听觉，也是在这个时候最为锐敏。所以好的音乐须卧而听之。李笠翁于他所著的《杨柳》篇中说：人们须在清晨未起身时，卧听鸟的叫声。我们在清晨苏醒后，睡在床上听百鸟的鸣声，这其实是何等美丽的境界啊！百鸟的鸣声就是在城市中也大多可以听到，不过我敢说，能够感觉到的人很少罢了。以下所述，即某天清晨我在上海寓所听到而记下来的：
这天，我在一宵好梦之后，于五点钟时醒来，即听到一阵极为悦耳的声音。最初所听见的是高低不一的厂家笛声。稍停是一阵远远的马蹄“的的”声，大概是几个骑马的印度巡捕在愚圆路上经过。在寂静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胜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又过一阵，即来了一阵细碎鸟鸣声。可惜我对鸟类没有什么研究，所以不知道叫的是什么鸟，但我的享受则相同。
同时，自然还有别的声音。有几个外国青年，大概是在外面狂欢了一宵，这时回家敲后门。一个清道夫在打扫隔壁的弄堂，扫帚的“刷刷”声清晰可闻。忽然之间，大概是一只野鸭在天空一声长唳，悠扬不绝。六点廿五分左右，我听见沪杭甬火车隆隆之声自远而来，到极司非而路车站停止。隔壁房中有一两个小孩的啼叫声。此后各处渐有人声，一刻增多一刻，因而知道各处已在那里渐渐上市了。我自己的屋中，仆人也一一起身，即听见开窗和铁钩插上去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轻轻的足声、杯盘碗盏声。忽然又有一个小孩呼妈妈声。这些就是那天早晨我在上海寓所听到的音乐会之协奏曲。
那年的春天，我所最爱听的就是鹧鸪的鸣声。它们在互相叫唤之中共有四个音阶。（即do．mi：re-：-．ti）其中re的延长约三拍，在第三拍的中间突然中断，接上一个低的ti音。这种鸣声，我在南方的山中时常听到。最有趣的是，每天清晨一只雄鸟必先在我的寓所附近的树上叫起来，随后雌鸟即在离开约百码以外之处以鸣声相答。它们的鸣声的快慢有时也若有参差，似乎是因于心境的变动。有时则末一短音不叫出来。那地方各种鸟鸣声种类不一，但鹧鸪的鸣声最动人。各种鸟鸣声悦耳异常，除以音乐比拟之外，实在不能用字句形容。据我所能辨别者，其中有百灵鸟、喜鹊、啄木鸟和鸽子。每天早晨，老鸦的叫声最迟，理由大概是如李笠翁所说，因为别种鸟类多畏惧人类的猎枪和儿童的石子，所以它们必在清早人类尚未起身之前，即出来奏它们的音乐，以免被人类所打断，而老鸦则并不畏惧，所以它们起身较迟。
二 坐在椅中
我向来以喜欢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将要写一段坐椅法的哲学。朋友之中，喜欢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个，但不知如何单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国文艺界中是如此。我认为在这现代世界中，我并不是惟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说我者，也有些言过其实。这件事的经过是如此的：某年我发刊了一本《论语》杂志。其中，我颇力辩所谓吸烟之害并无其事。杂志当中虽没有刊载卷烟广告，但文字中很多称赞尼古丁的美德的话，因此便传了开去，说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只是躺在椅中吸雪茄。我虽屡次否认，并极力声明我实在是中国最勤于做事者之一，但传说之词依然风行一时，甚至竟成为我是被人憎恶的有闲智识阶级之一的证据。两年后，又因我刊行了一种注重通俗文章的杂志，于是更坐实我是一个懒鬼。当时我因看不惯流行文章的体裁过于迟钝，不忠实和虚诞，认为还是旧式私塾命十二三岁的孩子做“救国”和“恒心之德”等类题目的文章的遗毒，故而以为必须提倡一种坦白通俗的文体，方能解放中国文章，使之脱去陈腐的桎梏。但我于不经意之间，将通俗文体写成潇洒文体，于是共产主义派就拿这个作为攻击我的目标，因而我便被认为是中国懒惰成家中最懒惰者之一，“在这国难时期中，更为杀不可赦。”
我承认时常躺在朋友家客室里的椅中。但别人何尝不如此。如若沙发椅不是为了躺躺而设，则何必有沙发椅，如若二十世纪的男女都必须正襟危坐，则现代的客室中何必摆着那种沙发椅，而我们极应该坐在挺硬的红木椅子上，身量较矮的妇女，并且须两脚悬空的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