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谢廖扎·布鲁兹扎克那儿了解到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有个朋友好像以前在餐馆当过伙计，就是那个伙计听厨师说，以前餐馆里所需要的东西全部由索恩供应，数量不限。昨天谢廖扎又得到准确情报，确实有个地窖。但在哪儿，暂时还不清楚。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弟兄，还有谢廖扎，今天一定要去把地窖找出来！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有东西分给工人，就有东西供应部队了。”
半个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饭馆老板家中，其中两个守在门口。
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是个矮墩墩的胖子,满脸的红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头假腿，假惺惺地笑着，用沙哑的喉音问道：
“什么事啊，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索恩的几个女儿站在他的身后。她们都披着睡衣，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在隔壁房间里，粗壮的老板娘哼哼哈哈地在穿衣服。
季莫申科的解释只有两个字：
“搜查。”
他们认真检查了每一块地板，搜查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储藏室、厨房以及大酒窖，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任何蛛丝马迹。
厨房隔壁的小房间是女佣人住的地方。这时，那个佣人睡得很香，连有人来都没觉察到。谢廖扎轻轻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帮工的吗？”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
姑娘将被子拉到肩头，一只手挡住电筒的灯光，对发生的事情摸不着头脑，惊恐不安地回答：
“是啊。你们是什么人？”
谢廖扎说明身份后便走开了，临走前叫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唾沫四溅：
“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这是浪费时间。告诉你们，我以前是开过饭馆，但我现在也是穷光蛋了。彼得留拉那帮家伙把我的东西抢光了，还差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拥护苏维埃政权。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你们都看见了。”他摊开那条肥胖滚圆的短胳膊，布满血丝的眼睛贼溜溜地一会儿从季莫申科的脸上移向谢廖扎，一会儿又从谢廖扎身上贼溜溜地移开，瞅着墙角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气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您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给您最后一次机会，说，地窖在哪儿？”
“啊呀，军人同志，您这是怎么啦?”老板娘插话了，“我们自己也饿着肚子呢！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啦!”她想放声大哭，可就是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扒装的阿尔乔姆哥哥?
告诉你，好哥哥，我还活着，只是受了点伤。我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不过快要好了。大夫说没有伤着骨头。别为我担心，很快就没事了。出院后，我可能会有假期，到时候我一定回来。离家前我没见上母亲一面，结果现在成了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您一定知道科托夫斯基这个英勇的名字。像他这样的人，我还从未见过。我对这位司令员特别钦佩。母亲回来了吗？如果她在家，请向她转达小儿子最诚挚的问候，并请她原谅我，我总是叫她操心。
你的弟弟
又及：阿尔乔姆，请您到林务官家中去一趟，将我的情况告诉她。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哭了好一阵子，她那糊涂儿子居然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上。
谢廖扎常到车站里那列写着“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的绿色客车车厢里去。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这节车厢里的一个小包厢内上班。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枝香烟，嘴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扎不知不觉与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谢廖扎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卷卷的宣传品和报纸，还有由于短暂的会见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之情。
露天剧场上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十二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的人们昼夜忙个不停：上面设有印刷厂，排印各种报纸、传单和布告，因为前线就在附近。一天晚上谢廖扎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找到了丽达。
深夜，谢廖扎送丽达回车站的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突然，他自己都没想到地问道：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是想见你？”接着，他又补充说：“和你在一起感觉特别愉快。每次见面以后，我都感到精神倍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
丽达停住了脚步。
“你听着，布鲁兹扎克同志，咱俩约法三章，往后你别再这样抒发情感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扎像受到训斥的中学生一样，脸涨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