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伟大创新远不是马上就被人理解和得到评价的。甚至П，В，安年科夫，一位敏锐而公正的批评家，找出了《战争与和平》中的缺陷：浪漫主义发展不足，历史部分比艺术部分占优势。根据他的意见，不能够让历史人物“表现出整个身高，整个宽度和全部的本质”[1149]。安年科夫没有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创作的不是传统类型的历史长篇小说，而是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史诗，在这里，历史本身在战争的激流中与和平的缓流中为“雄伟壮丽的，深刻而全面的内容”（第13卷，第53页）铺设了轨道。
托尔斯泰说过，他觉得《战争与和平》的文学手法与历史内容是“相矛盾的”。不是单个人物的个人命运为各情节和各部分的艺术连接构成基础。“大历史”在小说中与“小历史”并存，就其实质而言，是“大历史”决定了“小历史”。
尽管《战争与和平》的主要人物不是取自于人民的环境，但托尔斯泰有权说，他在作品中写的是人民的历史。
《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很多人，不是“我”，而是“我们”——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在我们历史的英雄时代里是什么样。很典型的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娜塔莎·罗斯托娃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在士兵、农民、地主的家仆们的环境里，在似乎看起来十分遥远，对他们这些在教育、财富和地位方面区别于人民的人很陌生的环境里得到展示和变得清晰明了的。
这一史诗般的，由许多单个性格、肖像和类型组成的人民形象实际上使这部长篇小说变成一部史诗，变成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具有开放性结尾，但没有那种“兴趣被消灭”的结局。而这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发现之所在。
正是在托尔斯泰选择的历史材料中存在着史诗的灵魂。
1812年的卫国战争，像各种民族解放战争一样，建立了史诗般的和平状态和全民运动的可能性。
但是，史诗不是田园诗，而是史诗般的和平状态，绝对不是平静的状态。民族战争——这不仅是敌对民族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对破坏民族内部习惯的、稳定的生存范围的强大推动力。在急剧的转折时期，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武装力量的划分是按照不同于和平时期的界限进行的，但进行得特别有力和铁面无情。等级隔阂消除了，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与人民在一起；另一些人与全民族的、人民的利益疏远显得特别不道德，甚至是犯罪。
对托尔斯泰本人来说，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在于研究生活，在于试图“探询出”它的原则和确定它方向的神秘力量。在这里，艺术与历史和哲学相关联，在这里，产生了一些似乎只受科学支配的问题。但是，托尔斯泰在写自己书的时候，读了几十本用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写的历史和哲学文章之后，相信，科学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或者把次要的和局部的东西看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而不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托尔斯泰力求完整地反映历史和生活，这里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当中，在十分混乱的日常生活小事当中（由这些日常生活小事构成真正的人际关系，但它们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完全不重要和没有意思），形成了民族的性格和民运，就像形成单个人的性格一样。
“人们就像河流”——对待人的精神生活的这种态度是托尔斯泰全部创作的特点。在《战争与和平》中，这一由他发现的艺术原则使他能够通过正面人物的性格（除了他们历史局限性和社会类型的制约性之外）展示不断变化地消除等级局限性隔阂的才能。
在性格的描绘和史诗的结构布局中，体现了托尔斯泰对各种现象之间全面联系规律的广泛了解——这也就是制约他现实主义大胆革新的品质。
《战争与和平》的每一个场面和每一典型人物的思想和艺术意义只有在它们与史诗包罗万象的内容的结构联系中才变得十分清晰。例如，打猎的场面好像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主题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正是在这里揭示了战争中的人的心理，他追击敌人（在尼古拉·罗斯托夫的骑兵连进攻的情节中，托尔斯泰没有去讲述罗斯托夫的感受，似乎顺便说一说：在打猎时也是同样的情况），同时还揭示了受伤野兽的“心理”，后来直接把拿破仑军队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后的行为与野兽相比较。
由于将艺术概括与详细化相结合，把个性化的和个人的东西与民族的、全民的东西相结合，《战争与和平》不仅成为俄罗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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