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1249—1293），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字梦吉，号静修。3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落笔惊人。年刚20，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故题所居为“静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辞官归。母死后居丧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刘因为官，他以疾辞。死后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并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刘因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后清廷收入《四库全书》。广泛行世的有诗文集《静修集》。他的诗反映元初文人移民思想的居多，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较为真挚沉痛。
刘因和许衡同为著名学者，且学术活动大致集中在北方，因而世人称他们两人为“北方两大儒”。
诸子之言：
在上面的诗中，刘因的意思很清楚，一个人应当遵道，却不一定以道济世，换言之，一个人固然可立有匡济时世之心，但对“义”之境界的追求不可太过着急，而能不能达到“义”之境界，也根本不在于治功。倘若你对“道”、“义”追求太过着急，或将其视为用世之“及物”，而又时命不遂、无所可为，那么就会自拘于偏执之隅，累也甚矣。他的这一思想在《道贵堂说》中也有说明。他说：“邵康节诗：‘虽无官自高，岂无道自责’，非以道对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为无尔。若以为对，则其浅狭急迫，非为不知道之所为道，而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德性高低，并不取决于其官爵和治功，而取决于自身的道德修养。
西汉的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于利与义。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义是什么？就是合乎正义与公益的胸怀和行为。董氏此处所指之利，就是物质生活条件；所指之义，便是澄澈博大的精神境界。董氏从养生的角度，认为心比身重要。而能养心的，唯有义。因此在他看来义重于利。
董仲舒的观点和孔子的“仁者寿”大同小异。显然董仲舒不仅同意孔子的说法，而且对此深有体会。他进一步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能如此的人，便是孟子说的“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这浩然之气便是刚正之气，宽阔慈爱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面目和善大方，颇富神气。这种人与人相处和，得人乐；与天相处和，得天乐。天乐人乐，安得自身不时时处处皆乐？
从孔子到董仲舒所看重注意形成良好的心境心态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很多人的赞同。清代养生家石天基对此不仅有深切体会，而且有更为详细的论述。石天基重视德行的修养，他说：“寿虽天定之数，而人之所以能延者，德也。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他尤其看重一个人的心思：“心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内应。调和其心，则五官百骸未有不调和者也。”为此，石天基特别提出了要常存几种心：一是常存安静心，二是常存正觉心，三是常存欢喜心，四是常存良善心，五是常存和悦心，六是常存安乐心。
庄子也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延伸思辨：淡泊明志，宁静志远
刘因的诗句中体现出来的淡泊的心境，也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诸葛亮的言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就是一个人心绪不安静下来就不能提高思想觉悟，不在艰苦环境中磨炼不能提高道德情操。这与当前的拜金主义、利欲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现代人都在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所困扰，为家庭婚姻、职业工作、人际关系而烦恼。我们能够幸运地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烦恼和痛苦吗？为何不能静心思索烦恼和痛苦的原因呢？
你应想想，毕竟个人能力有限，不能改变的方面很多。抱怨环境、怨恨他人、怀疑社会都不是明智之举。如果你对现状不满，就应该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态。不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仅是自我心境的调节，还应有知识和智慧作保障。有了知识才会有责任感，也会有担当的勇气且志存高远。如此，你才能把人们共同的快乐和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后施行道义。
精彩典故：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诗文出众，而且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美好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