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郊一幢结实的小屋庇护着失去了儿子的母亲。老太太失魂落魄，满腹哀伤，已无力接受我们的询访。而在她身边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士，自称是维奥莱特·韦斯贝丽小姐，死者的未婚妻，也就是案发当晚见过他最后一面的人。
“我不知该怎么说，福尔摩斯先生，”她答道，“噩耗传来，我就没有合过眼，想啊，想啊，想啊，从早到晚，这到底是怎么啦？亚瑟是世界上最真诚、最仗义、最爱国的人。他要是会出卖交给他保管的国家机密，早就把自己的右手砍断了。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这事简直荒谬，反常，令人难以置信。”
“但那些证物呢，韦斯贝丽小姐？”
“是，是啊。我承认没有话说。”
“他缺钱吗？”
“不。他的生活很简单，薪水也够用。他还攒了几百英镑，我们本来要在新年结婚的。”
“没发现他受过什么精神刺激吗？嗨，韦斯贝丽小姐，对我们不必隐瞒。”
我的同伴已经敏锐地发觉她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她涨红了脸，犹豫不决。
“是的，”她终于开口了，“我感觉到，他有什么心事。”
“多久了？”
“大概是最近这个礼拜。他有些神情恍惚，闷闷不乐。一次我追问他，他承认有事，还关系到他的工作前途。‘讲出来的话，后果对我很严重，即便是对你。’他说。我就再问不出更多的了。”
福尔摩斯神情凝重。
“说下去，韦斯贝丽小姐。即使可能有对他不利的，也说下去。我们还无法判断那会引出什么结果。”
“确实，我也无话可说了。好像有过一两次，他正想告诉我点什么。一天晚上，他谈起那个计划的重要性，我还有些印象，他说外国间谍无疑会为之偿付一大笔钱的。”
我朋友的脸色愈发阴沉了。
“还有呢？”
“他说人们对这些管理空子很松懈——一个卖国贼可以轻而易举拿到计划。”
“直到最近他才聊起这些吗？”
“对，没过几天。”
“现在跟我们谈谈最后的那个夜晚。”
“我们原本是要去剧院的。雾太大，坐马车也没用。我们步行，那条路就在办公室附近。突然，他飞快地钻进雾里走开了。”
“一句话没说？”
“他发出一声惊叫。就这些。我等着，可他再没回来。后来我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调查了。12点左右我们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噢，福尔摩斯先生，您哪怕只是，只是挽回他的声誉啊！这对他太重要啦。”
福尔摩斯痛心地摇一摇头。
“走吧，华生，”他说，“到别处想想办法。我们的下一站应当是遗失文件的办公室。”
“先前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就疑点重重，而我们的取证显得他更加的可疑。”他继续说道，此时马车已载着我们蹒跚而去，“婚期临近让他萌生歹意。他当然很需要钱。这个念头已经刻在脑子里，既然他都提到了。他把自己的居心透漏给那位姑娘，差一点让她也变成卖国的同谋。真是糟糕透顶。”
“但是，福尔摩斯，难道几个钱就让他丧尽天良了吗？况且，他为什么能把姑娘撇在大街上不管，径直溜去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对啊！的确有些矛盾。除非他们撞见某种不得已的情形。”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那位高级文秘，与我们在办公室会面，并且接洽十分殷勤，因为我朋友的名片一向博得敬意。他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身材瘦削，面容憔悴，嗓音粗哑，正蒙受的精神压力害得他双手抽搐个不停。
“出事了，福尔摩斯先生，出大事啦！首席官死了，您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里过来。”
“这地方乱成一团。首席官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了。可是，当星期一晚上关门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还是跟政府系统里的任何办公室一样有效率。老天爷，想想真可怕！所有职员当中，那个韦斯特竟会干出这种事！”
“那么，您能肯定是他做的吗？”
“我看没别的解释。当然我本来是信任他的，就像对我自己一样。”
“办公室在周一几点下班？”
“5点。”
“是您关的门？”
“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那些计划搁在哪儿？”
“保险柜里。我亲自放进去的。”
“这栋楼没有人巡夜？”
“有的，不过他还要看管几个部门。他是个老兵，非常可靠。那天晚上他什么也没瞧见。当然雾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