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辆四轮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让陪送他来的人去打听，丘察姆家是否住在那里。
丘察姆一家共五口人。母亲阿尔宾娜·丘察姆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秀丽。她有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家里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老丘察姆，一个令人讨厌的、像胖猪似的老头儿。
老丘察姆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流氓酒鬼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尔宾娜还有个儿子若尔日，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儿用不甚友好的戒备的目光打量着来客。
保尔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家事一一告诉了阿尔宾娜，同时顺便也问了她家的生活情况。
廖莉亚二十二岁，留着一头栗色短发，脸庞宽阔，朴实善良，心地开朗。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私事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专横跋扈，控制着全家，压制主动精神，不给家人以任何自由。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百般挑剔。他使这个家庭总是处于一种极端恐怖的气氛之中，孩子们因此都非常厌恶他。妻子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对他也恨之入骨。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中不断争吵，生活很不愉快。
这种充满了无休止的大争小吵的日子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过着。
若尔日是家里的二号魔鬼。从廖莉亚的话里可以知道，这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只会讲吃讲喝，既自负，又傲慢。若尔日从小就是母亲的宠儿，九年制中学毕业之后，就找母亲要钱去首都。
“我要去上大学。叫廖莉亚卖掉她的戒指，你的东西也卖掉。我需要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我可不管。”
若尔日清楚地知道，母亲对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就恬不知耻地充分利用这点。他根本看不起自己的姐妹，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总是把从老头那儿抠来的钱，再加上达雅挣来的钱全都寄给儿子。但是他没考上大学，如今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不断打电报逼母亲寄钱。
那天晚上，保尔才看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过道里轻轻地告诉她家里来了客人。她腼腆地把手伸过去，同保尔握手问好。她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羞得满脸通红。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只长满茧的手。
达雅已经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太漂亮，但是那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画像里那样的细眉毛，漂亮端正的鼻子，湿润固执的嘴唇，使她显得楚楚动人；一件带条纹的工作服紧紧地绷在她那年轻富有弹性的胸脯上。
姐妹俩各住一间很小的房间。达雅的房里放了一张小铁床，一个衣柜，上面摆着各种零零星星的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相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色的天竺葵和粉色的翠菊。薄薄的纱窗帘用一条淡蓝色的发带束在一起。
“达雅是不喜欢让男人进她的房间的，可是您瞧，她竟为您破例啦！”廖莉亚在保尔面前开她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两口住的那间房间里喝茶。达雅留在自己房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老头一边专心致志地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一边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客人。
“我反对眼下家庭里时兴的那套规矩，”他说，“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化了。”
老头儿呛了一下，咳起来了。他喘过气来之后，指着廖莉亚说：
“没有得到家里同意，就跟那个流氓同居；也不问问家里，又跟他离了。现在可好，我们得养活你和一个野孩子。真不像话!”
廖莉亚痛苦地涨红了脸，把头扭开，不让保尔看到满眼的泪水。
“怎么，照您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继续过下去？”保尔问道，他盯住老头儿，气愤得两眼冒火。
“早先就该搞清楚自己嫁的是什么样的人。”
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强忍住气愤，断断续续地说：
“我说，老头，你干吗要在外人面前扯这事呢？别谈这事，讲点其他的嘛。”
老头猛地凑到她跟前说：
“该谈什么，我自己知道！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夜里，保尔对丘察姆家里的事情想了很久。偶尔的机会把他带到这里，使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幕家庭悲剧之中。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母女几个摆脱这种困境。可他自己的生活中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目前要采取断然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