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我和你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他使劲地握着她的手说。
第二天，他写了封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晚上，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沃尔默，一个长着络腮胡子、上了年纪的拉脱维亚人握着保尔的手说：
“怎么样，过得好吗？你的表现好像不怎么好。起来吧，我们马上就派你下地干活去。”他说着就笑起来了。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了晚上还要开会的事。他一边听保尔充满激情的讲述，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说：
“你别再谈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好好治疗一下。也许，会有一些希望的。你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
“沃尔默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孤单一个人无法活下去。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年轻人来吧，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小青年也行。他们在你们乡下老想搞得‘左’一点，想组织公社，嫌集体农庄不够味。要知道，这些共青团员，如果不照看好，往往就会冒进。我过去也是这样的，我了解这一点。”
沃尔默站住了。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情况的？这消息今天才由区里传来，你怎么就知道了?”
保尔笑了笑说：
“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吧。昨天她刚被吸收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哦，柯察金娜，那个洗碗女工吗？这么说，她是你的妻子？哈哈，我还不知道呢！”沃尔默稍稍考虑了一下，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有了，我们可以派个人给你，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了。你们两个性格很相近，都像两台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喜欢用这些字眼作比喻。而且列夫还可以给你装一台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那儿戴上耳机听无线电一直听到夜里两点钟。连我妻子都起了疑心，说：‘老鬼，你每天夜里究竟上哪儿去闲逛了？’”
保尔笑着问他：
“这个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尔默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来继续说：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区里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样，不在行。原来他是个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党。内战时期他在集团军军部，负责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的工作；在高加索消灭过‘白虱子’，担任过当时法院负责人。他还到过察里津和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他转战南北，历经千辛万苦。后来肺病把这个小伙子给扳倒了，迫使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左右两肺坏得都很厉害，都波及到生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我们今天给他一个支部，让他负责，明天又让他参加区委会，接着又叫他领导一个政治学校，还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不论成立什么解决棘手难题的机构，都少不了他。此外，他爱好打猎，还是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叶肺，看上去却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病号。他的精力总是非常充沛。我相信，他即便死，也会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你们这儿，比从前干得还要多。”
沃尔默眯起了眼睛，瞟了保尔一眼，说：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列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安排这么多的工作？’可是对自己，他却会说：‘宁愿在火热的工作中活一年，而不愿在病床上混五年。’看来，珍惜人才只有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才能做到。”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猛干一年不去苟且偷生混五年。不过，我们有时会随意浪费精力，这也等于犯罪。我现在才明白，与其说这是英勇的行为，还不如说是蛮干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有权利糟蹋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是我不那么热心效仿斯巴达克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我还能再支持几年。总之，左派幼稚病对我来说，是主要的危险之一。”
“他只是说说而已。要是能够起床做事，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沃尔默心中这样想，但他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列夫到保尔这里来了。他们谈到半夜才分手。列夫觉得他所遇到的新朋友仿佛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次日上午，有几个人爬到屋顶，架设了天线。列夫一边在房间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讲述他经历中最有趣的一些事情。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一头金发，眼睛浅黄，身材匀称，动作敏捷，就跟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一样。